杨丽花，姜 禹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北京 100871）
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世界正在步入数字经济时代。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1］。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位于全球前列，2021年中国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45 万亿元，数字经济占GDP 比重超过40%［2］。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和手机网民规模分别达10.32 亿和10.29 亿［3］。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极大地增加了经济发展活力、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的国际化形态，在促消费、保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方面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潜力［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贸易新业态发展，推进贸易强国建设［5］。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也提出要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数字贸易发展，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6］。数字贸易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成为驱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的国际化形态，深度融合了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经济，颠覆了传统贸易方式，促进全球贸易的互动交换、资源共享和商业模式创新。世界贸易组织2020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总额下降了5.3%，但全球B2C 跨境电商贸易总额并未出现下滑，全球B2C 总额不降反升，预计到2026年将从2019年的7 800 亿美元增加到4.8 万亿美元，复合增长率高达27%［7］。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显示，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的全球跨境货物贸易占比超过12%，服务贸易占比超过50%。未来10 至15年，全球货物贸易将以2%左右速度增长，服务贸易量将以15%左右速度增长，而数字贸易将以25%左右速度增长，20年后，世界贸易格局将是三分之一的货物贸易、三分之一的服务贸易和三分之一的数字贸易［8］。从全球贸易构成来看，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快速发展的数字贸易引领着新的贸易体系形成与发展，影响着与之配套的全球消费体系、生产体系、支付体系与物流体系的转型和升级，成为推动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回暖和增长的新动力。
此外，“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继续扎实推进，截至2022年12月，中国已经同15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 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9］。在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的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10］。随后在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21年“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不断强调数字“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以及构建“一带一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趋势。数字“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成为推进新型全球化的桥梁，中国数字化红利将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激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活力，促进经济繁荣发展，实现互利多赢。数字“丝绸之路”倡议不仅促进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着数字基础设施落后、数字治理能力和创新能力不足、数字人才缺乏等问题，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影响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阻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数字化水平指数，对比“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数字贸易发展的差异，并探讨对中国贸易成本的影响，促进“一带一路”建设。
基于数字贸易的概念和内涵的界定，贸易数字化指数不能仅依据单一的指标进行衡量，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创新能力、制度环境、人力资本等，构建一个多维度的指标体系。
（一）基础设施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石。在数字贸易中，交易方之间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商务贸易，以电子方式而不是物理交换方式完成商品交易，如线上推广、网络零售、网络支付等。在数字贸易中，网络覆盖率、家庭互联网入网率、移动网络订阅量等与互联网相关的基础设施对数字贸易的健康快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作用，数字基础设施为数字贸易的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持，一国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对数字贸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数字基础设施落后也会带来数字鸿沟，进而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
（二）产业发展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推广，企业不断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B2B、B2C 等新的商业模式不断发展，使数字企业发展面向小众市场变得有利可图，企业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降低企业成本，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定制化和个性化需求，增加盈利并扩大企业规模。大量消费者进入市场，为数字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基础数据，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数字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会形成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效应，促进数字产业和数字贸易的发展。
（三）创新能力
数字贸易的核心是数字化，数字化的发展最开始依托于数字设施和数字产业等“硬实力”，随着数字化的进一步深入，更加依赖于数字的“软实力”，如新技术可用性、技术吸收能力、创新能力、风险资本可用性等。数字贸易的发展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创新能力为数字技术的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一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发展。
（四）制度环境
数字贸易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制度环境。首先，数字贸易的发展对立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已有的立法是从传统贸易角度出发，解决传统贸易中存在的纠纷，而新的组织形式和商业模式的出现，对立法机构效率、与数字技术相关的法律提出了新的挑战。数字贸易的发展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与数字贸易相关的法律，同时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其次，良好的商业环境有利于激发活力与促进创新，而知识产权保护则是吸引数字投资的关键。数字企业往往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特点，企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
（五）人力资本
数字贸易的发展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人力资本是数字技术发展的基础。数字技术初期发展需要大量的基础性人才夯实数字技术基础。随着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与发展，数字技术从夯实基础向高级阶段发展，此时人力资本需要兼具“量”与“质”的特征，人才需求逐渐向知识密集型转变，数字贸易的发展有赖于高质量数字经济人才的培育和供给。根据数字贸易的影响因素，本文尝试构建贸易数字化指数的指标体系，其中包括：1 个总指标，5 个一级指标和38 个二级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贸易数字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注：作者自行整理编制。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
鉴于“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同时结合数据可得性，本文贸易数字化指数计算时间范围选取为2013—2020年。去除指标缺失较为严重的国家，最后指标构建共涵盖94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信息技术报告》（The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和《全球竞争力报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由于不同指标的取值范围和度量单位不同，本文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标准化处理。原始数据仅存在一个负向指标，即DG6：盗版软件安装率，已经转换成正向指标。此外，为了便于研究，指标乘以100进行缩放处理。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对于样本内存在的缺失值，采用热卡填充（Hot deck imputation，或就近补齐）方法进行数据完善。
（二）贸易数字化指标权重计算
本文构建的贸易数字化指标包含两级指标体系，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指标权重进行计算。
1.构建模糊互补判断矩阵
首先，选定一个因素，然后用它来比较其他因素，以作出相对重要性的判断。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中的两两因素对比得到模糊互补判断矩阵ADTI=(aij)n×n、ADF=(aij)n×n、ADE=(aij)n×n、ADI=(aij)n×n、ADG=(aij)n×n、ADT=(aij)n×n，并判断矩阵是否满足下列两种属性：
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模糊互补判断矩阵成立。
在模糊层次分析法中，采用0.1—0.9 标度法定量描述指标的重要程度。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定量判断，分别得到总指标的模糊互补判断矩阵ADTI(5×5)和一级指标DF 数字设施模糊互补判断矩阵ADF(8×8)，DE 数字产业模糊互补判断矩阵ADE(9×9)，DI数字创新模糊互补判断矩阵ADI(7×7)，DG数字治理模糊互补判断矩阵ADG(6×6)，DT 数字人才模糊互补判断矩阵ADT(8×8)。
2.计算模糊互补判断矩阵的权重向量
对模糊互补判断矩阵ADTI、ADF、ADE、ADI、ADG、ADT按行求和，并按照公式（4）进行数学代换，得到模糊一致性判断矩阵RDTI=(Rij)5×5、RDF=(Rij)8×8、RDE=(Rij)9×9、RDI=(Rij)7×7、RDG=(Rij)6×6、RDT=(Rij)8×8。
对模糊一致性矩阵进行行和归一化，求得向量W=(W1,W2,···,Wn)，并且满足：
进而得到模糊互补判断矩阵ADTI、ADF、ADE、ADI、ADG、ADT的权重向量并通过一致性检验。
（三）贸易数字化指数计算
依据贸易数字化指数权重计算得出贸易数字化指数的二级指标，进而得出各一级指标的数值，再根据五个一级指标从2013—2020年的数值，对一级指标赋以相应的权重，得到贸易数字化指数：
DTI=0.2104DF+0.1979DE+0.2008DI+0.1907DG+0.2003DT
从图1 我们可以看到，2013—2020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数字化水平逐年提高，年平均增长率1.79%，在2020年达到最高值。这是因为，随着数字贸易的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领域进行部署，不断加强和改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转型，在国家战略层面出台支持数字相关领域战略与政策，不断完善与数字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数字技术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大力培养数字技术人才，贸易数字化水平不断上升。
图1 2013—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数字化指数变化趋势图
如图2所示，从不同指标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数字设施较为薄弱，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低收入国家较多，其整体互联网基础设施较为薄弱，互联网普及率低及网络资费较高，整体上拉低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数字人才相对充足，但数字创新方面能力较弱，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人才资源的利用及高端数字人才的开发方面存在短板，造成数字创新能力不足。在数字治理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治理水平在2013—2020年间不断提升，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完善和出台数字领域立法，加强跨境数据管理与知识产权保护；
另一方面，数字“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深化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政策沟通与协调，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沿线各国在数字化方面的沟通和交流更为频繁，推动着沿线各国不断提高自身数字治理能力与安全。在数字设施、数字创新、数字治理、数字人才和数字产业等指标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产业发展水平最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推动着以B2B、B2C 为代表的数字产业发展，2016年“丝路电商”的提出让更多的沿线国家开始大力布局数字产业。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更是发挥了“丝路电商”的优势，沿线国家的企业充分发挥了跨境电商的优势，部分降低了疫情对跨境贸易带来的损失，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多新的增长点。
图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数字化分项指数分布图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根据WTO（2018）的分类标准，贸易成本可以分为运输和物流成本、跨境成本、信息和交易成本，以及贸易政策障碍，同时参考孙瑾、杨英俊（2016）［11］、吴中庆、戴明辉（2021）［12］的研究，采用拓展的引力模型进行研究。拓展后的贸易引力模型解释变量涵盖了贸易参与国的经济状况（GDP、perGDP、CPI、WPI等）、地理特征（距离、是否接壤、气候）、人口特征（语言、宗教）、贸易特征（平均关税税率、区域协定）。基于上述对贸易引力模型的分析，本文的模型设定如下：
lnCOSTit=α0+α1lnpcGDPit+α2lnDistantit+α3lnDTIit+α4lnPopit+α5lnTarit+α6Comlangit+α7Borderit+εit
模型变量具体解释与说明详见表2：
表2 变量解释与说明
本文选取的数据涵盖了94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中国与所选取的94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2020年的贸易总额占“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贸易总额的94.57%，具有代表性。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样本分析的时间跨度为2013—2020年8 个年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数字化水平及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成本采用第三部分测算的结果；
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人口规模数据、平均关税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各国与中国首都的距离数据、是否有9%的人口使用中文数据、各国是否与中国接壤数据来自CEPII数据库。
（二）实证模拟与结果分析
本文选取了94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3—202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所选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所设定模型，采用Stata16.0 软件对2013—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9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合混合OLS 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最后选择随机效应模型。依次加入控制变量，从表4可以看到，在逐步回归过程中，解释变量lnDTI的系数符号均为负且全部在1%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符合预期，表明贸易数字化水平越高，国家双边贸易成本越小，数字贸易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双边贸易成本。从GMM 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双边贸易成本与贸易数字化指数依然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贸易数字化指数每提高1%，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成本将降低0.067%。
表4 贸易数字化指数对贸易成本影响的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
贸易数字化水平提高带来贸易成本的下降可能是由于贸易数字化水平与贸易成本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贸易成本的降低，可使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积累更多的财富，从而有能力进一步提高其相应的数字设施、改善数字治理、重视数字创新和数字人才培养，大力发展数字产业，进而提高贸易数字化水平。本文选择贸易数字化指数的滞后一期与滞后两期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贸易数字化指数发展具有连续性，前期的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产业发展等都会对后续数字贸易发展产生影响，满足相关性；
另一方面，贸易成本主要受当期贸易数字化指数（数字应用情况）影响，满足外生性。采用GMM 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贸易数字化水平提高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且通过了识别不足检验与弱工具变量检验，如表5所示。
表5 内生性检验结果
2.改变替代弹性
Anderson 等学者经过研究发现，替代弹性ρ 值一般介于5 到10 之间。本文在贸易成本测算中将ρ取值为8。为了进一步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将ρ取值为5，并将改变替代弹性的贸易成本值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带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lnDTI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贸易数字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与较大的替代弹性相比，贸易数字化水平在ρ=5 时对贸易成本产生更大的影响。
表6 改变替代弹性的回归结果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改变了传统贸易方式，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数字“一带一路”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方向。本文通过模糊层次分析法构建了贸易数字化指数，对“一带一路”沿线94 个国家的贸易数字化水平进行了测度，研究认为：2013—2020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数字化水平逐年提高，年平均增长率为1.79%，在2020年达到最高值。从不同指标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数字设施和数字创新能力较为薄弱，而数字治理水平和数字产业发展较快。
贸易数字化水平主要通过运输与物流成本、跨境成本、信息和交易成本及贸易政策和监管壁垒等影响贸易成本。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贸易数字化水平对贸易成本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贸易数字化指数每提高1%，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成本将降低0.067%。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数字化水平及对中国贸易成本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借鉴相关研究［13］，对中国在未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数字贸易发展及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关系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贸易效率
“一带一路”互联网基础设施是数字贸易发展的奠基石，从构建的贸易数字化评价指标中可以看到，数字设施对贸易数字化指数的影响最大，比重达0.214，因此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的关键因素，也是未来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发挥亚投行的融资作用，激励投资者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提高宽带网络的速度、普及率，降低网络费率，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进一步释放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潜力。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与交通、教育等部门的衔接，进一步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数字化水平，降低国际贸易成本，提升国际贸易效率。
（二）创新数字技术，加强人才培养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贸易的技术支撑，不断推动数字贸易模式和流程的变革，降低国际贸易的成本并提高贸易效率。从构建的贸易数字化水平评价指标可以看出数字技术创新对贸易数字化水平发展影响重大。一方面，要加强数字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前沿基础技术和关键技术的创新，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技术的升级。另一方面，中国应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数字技术创新合作，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数字技术领域的重大课题研究，依托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大型数字型企业，系统性地开展数字技术研究，提高数字创新能力。
（三）共建规则，提高治理效能，合作共赢
数字贸易的基础是数据的流动。数据不仅是一种生产手段，它本身也是一种可以交易的资产。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中国应携手沿线各国制定跨境数据流动评估体系，在保障国家安全和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数据的跨境流动。其次，数据跨境流动与数据安全治理相辅相成。在当前数字贸易背景下，数字贸易的发展使得在线消费者保护、网络安全及隐私保护等问题日益凸显，给税收征管、海关监管、知识产权保护等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中国应推动构建公平统一的数字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和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同沿线各国共同完善隐私保护立法、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互联网+”融合领域相关立法、线上消费者保护法等数字贸易相关领域的立法，推动数字贸易治理能力的提升，实现互利多赢。
（四）减少壁垒，畅通贸易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经济进入寒冬，各国在外贸政策上不断采取新的保护措施，加之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让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上升，WTO 在推进和协调全球贸易规则方面停滞不前，以监管规则为代表的隐性贸易壁垒层出不穷。未来中国可以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协调各方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国际贸易成本；
深化政策沟通、加强战略对接、搭建合作平台，实现共建共商共享，畅通“一带一路”贸易。
（五）推动跨文化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跨文化交流能够充分沟通和表达贸易主体的利益需求，夯实交易主体之间的信任基础，同时跨文化交流能够提高交易主体对文化差异的包容性，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中国可以通过深入推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高校的合作与交流，为沿线各国民众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了解铺路搭桥，降低国际贸易中的语言和文化障碍，推动跨文化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数字贸易作为全球贸易发展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是引领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恢复的新引擎，数字“一带一路”将为全球贸易注入新的活力。发展数字“一带一路”要做好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创新数字技术和人才管理模式，与此同时，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规则共建，减少贸易壁垒，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文化交流，提升贸易效率，降低贸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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