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曼琳
文化功能主义作为上世纪重要的人类学研究范式，为讨论社会文化功能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研究视角。从该角度出发探讨非遗，发现从农耕社会到消费社会，非遗的社会功能经历了巨大的改变，与此同时，非遗保护工作的思路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功能主义
文化功能主义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是人类学界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派，其代表人物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他们都强调文化的功能性，只不过马林诺夫斯基是从个人需求满足的角度去探讨文化功能，布朗则是从维持社会结构的角度对文化功能进行讨论。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产生的根源是人的需求，所谓的文化功能就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并且每一种文化都是“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系统{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17.}”，“任何文化现象都发挥着不能被其他文化要素所取代的、必不可少的功能{王翔林.结构功能主义的历史追溯[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01）.}”。布朗则认为，社会结构是“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规定或支配的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148.}”，而文化的功能则体现在其对维持社会结构的连续性所做出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朗的学说更应被表述为结构功能主义。
尽管后来学者对文化功能主义多有批判，但从学界地位来看，功能主义是20世纪上半叶“社会人类学的‘范式”，而20世纪下半叶，“社会人类学也是在反思功能主义的基础上得以进步的{王铭铭.功能主义人类学的重新评估[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2）.}”，可见文化功能主义影响力的深远。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是强调满足个人需求，还是强调维持社会结构稳定，文化功能主义都可为探讨作为传统文化一份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种有益的方法论视角。
二、农耕社会的非遗功能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文明更是作为“中华大文明的核心{易海风.新世纪以来中国农耕文明研究的回顾[J].广东农业科学，2011（03）.}”，从黄帝、炎帝时代就开始逐步孕育形成。单就成都而言，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李冰成功开凿都江堰水利工程，致使成都平原最终成为天府之国，农耕文明由此得到持续发展和兴盛。同时，通观现有非遗项目，很大一部分确实也产生于这样的农耕社会背景之下。我们以西南四省（市）为例，前期已有相关研究指出，截至2019年底，“重庆市、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西南4省（市）共计有3326项省级以上非物質文化遗产项目……根据农耕文化定义，提取出2775项含有非遗文化元素、与农耕文化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些农耕非遗主要包括农用器具、饮食、建筑、服饰、家具等制作技艺，反映农耕活动的歌舞、文学作品、戏剧、体育运动和民俗活动，以及祈求风调雨顺的祭祀崇拜和承载农耕文化的空间载体{余阳立，杨晓霞，崔洪瑞.西南4省（市）农耕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44（04）.}”。仅从西南4省（市）的研究数据可以看出，高达80%的非遗项目都与农耕文化相关，可见非遗与农耕文化的紧密联系。
这些非遗项目直接与旧时农业生产生活相关联，形成了生产性项目或相应衍生出来的娱乐性、纪念性活动或仪式等，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们在农业社会背景下的各项需求。以崇州道明竹编这一非遗项目为例，它最初是利用当地盛产慈竹这一自然条件为基础而形成的一项手工艺，成品也是以生活实用物品为主，甚至部分成品就是农用生产器具；
再如都江堰清明放水节这一民俗节日，除了表达当地群众对李冰先贤的缅怀之情之外，也凸显了农耕生产的重要性；
再有川西春台会这样的非遗项目，多是在春分时节开展，集中售卖农用器具等物资，吸引了周边乡镇诸多乡民的参加，成为了川西农耕社会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这些非遗项目无一例外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当时的人们所需，并与农业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相匹配。
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些项目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相适应，因此它们在当时并没有“濒临消亡”的风险，也并不存在任何成为“遗产”的条件。换言之，如果我们用文化功能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可以认为，这些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事项满足了当时人们的基本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耕社会背景下的社会结构稳定，从而成为了当时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农耕社会为这些非遗项目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正是因为这些非遗项目需满足农业生产生活的需求，因此，实用性的特征就格外凸显，相比较而言，娱乐、信仰等精神方面的功能，就退居次要位置。同样以西南4省（市）的非遗情况为例，在与农耕文化相关的省级以上非遗项目中，占比最高的是传统技艺类的非遗项目，其次是民俗和传统音乐{余阳立，杨晓霞，崔洪瑞.西南4省（市）农耕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44（04）.}。其余类似传统舞蹈、传统戏剧等非遗类别的项目，占比就更小了。
另外，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相对区域隔绝的社会，我们即便在全国范围内找到相同的非遗项目，但特征却千差万别。例如木偶戏这个项目，福建、四川、湖南、浙江等地都有，但又因不同的历史自然条件，各地的木偶戏又呈现出各自的特色。因此，农耕社会背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性特征也十分明显。
三、消费社会的非遗功能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认知是经由统治阶级筛选后自上而下普及开的，“古代文化传播的根本性的特征在于它的大一统体制所规定的自上而下的垄断性、‘封闭的开放性等等。{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基本现象[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999（05）.}”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为整个文化提供了‘规范性要素，形成了整个文明的价值内核，成为有规约力的取向……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正是主要在大传统分离出来以后逐步形成的。{赵菡.“大、小传统”新说释义[J].百色学院学报，2016，7.}”而时代发展到今天，已进入消费社会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社会的主流文化特征体现为“从传统美学的相对‘永恒的、崇高的、充满悲悯的审美心理特点，转向消费美学的‘瞬间的、通俗的、充满享乐主义狂欢的审美特点……并且，大众正在从实物的使用价值需求过渡到其延伸出背后的符号化精神需求。{李静修.全媒体视野下的受众审美心理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3.}”尤其是在互联网异常发达的今天，人们几乎可以在网络上匹配到任何符合自己审美爱好的事物，凸显了个人、小群体的喜好选择。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过去的非遗项目已不再适应于当下人们的需求，于是退居主流文化的次要位置。而力求创新、融入现代生活的非遗项目，其审美取向也开始变得抽象简洁，追求刺激性、娱乐性和刺激性，这种消费社会的美学追求，恰好与非遗原本的特征大相径庭。可以说，当下的非遗项目已从实用性特征为主转向了审美性为主。有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而非单纯的物质遗存，其传承后世的心灵价值就是从经验记忆凝聚、转换升华形成的审美意向。从这个意义上讲，非遗保护意味着文化传统的‘非遗化转换，核心内涵就是从生活经验向美学价值的生成转换。{高小康.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历史到美学[J]. 江苏社会科学， 2020（05）.}”例如前文所提到的道明竹编这一非遗项目，早已从实用性竹编用具转换成为以审美功能为主的产品。再以历来实用性与审美性并存的蜀锦来说，其实蜀锦“每一个时期都有其发展特点和主流纹样{袁元.谈千年蜀锦纹样的审美变迁[J].芒种，2014.}”。如汉代“纹样图案多与道家、巫术等相关{杨浏依，赵斌.汉晋蜀锦研究综述[J].吐鲁番学研究，2021（01）.}”，色彩也以黄、红、青、黑、白为主，“正好对应了阴阳五行学说中的方位以及元素{马丽娃.蜀锦传承发展与保护的价值意义研究[J].艺海，2017，5.}”，符合当时道家主流思想；
唐朝时受佛教文化影响，莲花、宝相等纹样成为了当时的主流题材；
明清时期的蜀锦纹样则更加多样繁复。农耕文化背景下，蜀锦的审美风格与统治阶级倡导的社会主流文化相吻合，也与当时的大众审美相吻合，呈现出相对统一的特征。但如前文所言，庄重、繁复、统一的审美风格与现代社会美学追求不符，传统纹样的蜀锦产品在现代消费市场上便遭遇到了困境。现代蜀锦产品正试图通过对传统纹样进行提炼、简化、分解、重构，甚至是融入现代题材或者现代产品等方式，重新融入今天的消费市场。从根源上说，蜀锦的审美变迁折射出的是社会生产力、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当代蜀锦审美的需求甚至超过了实用性的需求。
除审美性功能以外，非遗在当下还起到了一个促进社会认同功能的作用。首先，非遗项目本身就饱含民族历史故事与民族精神价值内核，是区域内人们共同认可的文化，在宣扬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这种“深厚的、共同的、牢固的民族历史文化根基{何叔涛.论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特点与互动[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对于促进文化认同，进而促进国家认同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次，非遗因为地域性特征的关系，对内可以凸显同质性，对外则可以凸显异质性，即用非遗的手段与“他者”从文化上相区别开来，强调自身的独特性，从而达到团结自身的目的。由此，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非遗可以助推我们进一步认同和牢铸中华民族的这一概念。
非遗在当下的第三个功能，笔者认为体现在精神疗愈方面，李子柒的爆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多人分析了李子柒成名的原因，在笔者看来，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李子柒的作品建构了一个当下普通人想过却又过不了的那种田园诗意、充满传统文化旨趣的生活，人们通过观看李子柒的作品，得到了某种替代性的满足。毕竟，非遗项目指向的往往是传统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等，与当今人们的生活截然不同。通过将非遗项目影视化并在网络上传播，让人们过一种现实意义上“过不了的生活”，从而给人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总结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已经从原本的实用性特征转变为审美性等，以精神方面的需求满足为主。基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在当下的非遗保护工作中，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视角的转换，以实现非遗社会功能最大化。毕竟，从文化功能主义的角度来说，满足人们需求的文化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从而实现非遗的活态性保护。具体而言，就是要从人们的实际需求的角度出发保护非遗，并基于消费社会的时代特征去重构非遗。从这个角度来看，或可将非遗当做资源库，通过重构，将其与现代社会其他要素相结合，以此来打造符合当下人们所需的非遗产品，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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