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金勇 李易霖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申报》在20世纪30年代开办“读书问答”该栏目的研究，认为“读书问答”栏目为大众读者构建了一个自由讨论的“公众论坛”，来自社会底层的读者得以通过该栏目发出具有公民意识和理性观念的自觉声音，实现了栏目自上而下对“国民性”的启蒙改造和读者自下而上的主动选择与反向影响，由此建构了一个“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阅读共同体，为推动全民族抗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申报》；
“读书问答”；
阅读辅导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秉承“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中国读书人在无力感与责任感的双重驱动下掀起了“读书救国论”的讨论。作为救国战线最前沿的媒体代表，《申报》积极响应“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读书思潮，于1932年开启申报流通图书馆的读书事业建设，“以辅助新闻教育之不及，而予社会大众以求得智识之机会”。但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图书馆之读者多数为苦学自修青年，虽已获得图书之供给，但终苦无师友之切磋，学遇疑难无由解决”，故《申报》于1934年“特增设‘读书问答一栏，以供读者之质疑、解惑，事属创举，切盼社会人士予以指导掖助、共襄其成”，①以协助社会的“读书救国”事业。《申报》的“读书问答”栏目作为中国媒介阅读辅导的先例，充分发挥了报刊媒介对于大众知识的独特教育功能。
一、“救国不忘读书”：抗战之中“读书问答”栏目的角色定位
“读书问答”栏目诞生于硝烟弥漫的抗战岁月，它不是和风细雨环境中的读书指导和知识普及，而是有责任感的中国报人以媒介为手段探寻知识救国、文化救亡道路的特殊的媒介实践。创办“读书问答”栏目是为了回应当时社会大批底层青年的爱国与阅读需要，共同在知识阅读中寻索“社会出路”，是时代环境、知识人才、媒介资源和读者需求等内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读书与救国：对日本帝国主义知识侵略的抵抗
中国是尊重典籍、崇尚读书的国度，读书人有着自己的书生意气，也有着自己的家国情怀，他们希望在现代中国继续担当起“继起斯文”的责任。然而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加剧国危民难，读书人的责任感和无力感与时俱增。时代与政治环境作为文人心理转型的关系要素，也是考究抗战时期读书人身份认同与价值调整所不能忽略的因果条件。20世纪上半叶，不啻为中国人民的苦难史和反侵略史。1931年日本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并随后在东北设立了满铁奉天图书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肆意轰炸上海的东方图书馆等，种种迹象表明，日本的侵华阴谋也包括知识入侵。面对残酷的战争，“读书无用论”的思潮和“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观念四起，时代的特殊性和救国的迫切需要读书人重新建立自我的认同，重新赋予读书这一行为以政治性，与国难建立起因果关系。
中国报人意识到日本对中国知识世界的侵略企图和不容乐观的教育前景，中日之间不但是武力上的较量，同时也是文化教育上的较量。于是，他们紧迫地展开了文化救亡的媒介运动，宣扬“读书救国”的文化方针。一时间，“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成为当时的流行话语，是抗战时期社会青年主要的抗战观。他们“不仅将战争归结于科学上的竞争，还是一种文化上的争胜”，认为“中国之所以在战争中处于下风正是由于科学文化落伍”，②读书自然是更新科学文化以救国反帝的重要武器。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和扫盲运动，降低了读者阅读与书写的门槛，使编读间“传达思想的媒介的运用更加灵活”，为栏目向底层人民提供阅读指导奠定了基础。
（二）传媒与担当：“读书救国”思潮中的《申报》实践
作为记录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报刊，《申报》在“读书救国”实践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不容乐观的抗日形势，《申报》的经营者史量才邀请黄炎培、陶知行、戈公振等人进驻报馆，与李公朴合作建设流通图书馆，创设“读书问答”栏目，以探索媒介救国道路。可以说，“如果先生不以教育民众为目的，报纸本身事业以外，决不会再有社会教育事业之创设”③。“读书问答”栏目既是纵深联络读者，也是横向组织读者的重要平台。该栏目以读者来信为互动方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读者的阅读过程进行深入的指导，关注个体的阅读难题。史量才曾说：“办报纸和办图书馆都是致力于传播文化知识、普及民众教育的具体方式，非但不相冲突，且可以‘互为经纬。”④“读书问答”栏目能够通过媒介宣传和栏目知识互动展示，弥补申报流通图书馆的知识宣传劣势，有效地吸引更多的读者关注流通图书馆与阅读指导活动。在编读互动中，“读书救国论”在社会中流行传播，也彰显了读书人的责任与担当。
伴随着史量才、黄炎培、陶知行等人的教育救国思想渐趋成熟和“读书问答”栏目的影响扩大，《申报》逐渐将广大的工人群体和女性群体纳入读者系统，关注到社会最大多数却又长期处于边缘的社会群体的阅读状况和生活记录，在报刊上留下了有关工人和女性群体的阅读历史。主持“读书问答”栏目的李公朴、柳湜、艾思奇、夏征农等，他们有的是有着左翼倾向的民主人士，有的是共产党员，都有着知识启蒙和文化抗战的自觉意识，也有着关心底层、对话民众的政治意愿。他们传承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士人传统和社会责任，教导国民如何读书保种，如何学习先进的知识思想提升自我，选择何种路径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由此，20世纪30年代，在外敌文化侵略的紧迫背景下，在政治文化运动和教育思想共识的推动下，《申报》的阅读辅导工作应运而生。
二、“读书不忘救国”：阅读辅导背后的家国情怀
“读书问答”栏目是由媒介和读者共同制造的雙向沟通的公共空间。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大众传媒，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充当“沟通”的桥梁和纽带。⑤一方面，“读书问答”栏目凭借其作为大众报刊的媒介特性构建了一个自由的“公众论坛”，编辑和读者得以在论坛中展开平等且广泛、有逻辑且具体的话题讨论。另一方面，生活于社会底层的读者通过“读书问答”，积极主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自觉关注社会问题和国家危亡，体现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
（一）阅读与互动：社会议题讨论的公众论坛
在这个“公众论坛”构建的过程中，编辑是最主要的把关人和引导者。“读书问答”栏目的媒介特性决定了其具有极强的互动性和公共性。在报刊时代，大众传统的知识生活以单向渠道为主，而“读书问答”的通信性质，决定编读之间必须要展开双向的信息互动来生产栏目所特有的传播内容。“读书问答”栏目作为大众报刊本身就面向大众发行，“并非单为本馆读者服务，同时也很希望能帮助一切失学而又极愿意读书的人解决读书疑难。”“凡是贴本栏印花的来信，而所询问题系读书疑难者，本部也一律予以答复，并择其事关一般者在报上发表。”⑥因此，即使是一般读者也拥有获得阅读指导帮助和公共发声的机会，参与公众所共享的媒介空间。
“读书问答”栏目所讨论的话题自由度相当高，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日常基础的阅读问题，而且由阅读讨论拓展到政治、教育、婚姻、国际、电影、哲学、自然科学等广泛的话题论域。栏目中编读之间的讨论具有平等性和民主性，栏目编者在态度上始终坚持以读者为先，面对来自社会底层的大众读者的阅读疑惑，秉承尊重与平等交流的态度，鼓励读者发表建议、参与阅读讨论。同时，在编者的积极引导下，编读之间保持一种理性沟通的自觉意识，对待新旧各种阅读思潮并不激进与一刀切，而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展开客观分析，鼓励读者一起进行思考与讨论。
（二）咨询与解答：读书救国的路径选择
“读书问答”栏目的读者群体大多数是青年的店员、机关办事员、学徒及其他各种企业的从业员。“他们的学识大约是高小或初中程度，他们的收入普通是以二三十元占多数，他们的读书时间平均都只有一二小时。”⑦“所以涌到我们周围来的是勤劳的一群，与我们相探讨的是日常生活中尊严而又卑贱，至大或又微小，一般或又特殊，高深或又浅薄，总括一句是‘上下古今‘天堂地狱，一切生活动流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的经历。”⑧通过“读书问答”栏目，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每个读者既相似又特殊的具体生活，更能从读者群体的生活历史中去提炼整体性的特征。
除了相同的阅读喜好，使他们同聚于栏目的更多的是抗战中的迷惘与苦闷的社会现实、艰辛的生存现状与寻求生活出路的理想。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底层生活的经历，构成了这一阅读群体的特殊性：“责任意识”和“理性观念”。“报刊读者来信的角色由传统的指导个人生活转为引导民众参与政治，最初并非均出于报人的自觉，有的是顺应读者的要求。”⑨在“读书问答”的读者声音中，我们能够明显看到来自社会底层的广大读者所具有以科学知识提升自我、以公民身份关注政治的责任意识。读者许乐真在“迷茫学海，不知所择”中提出自己的最基本要求：“我希望养成一个有组织、严密、灵敏和健全的头脑，我也不敢有什么野心，只望有资格做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一个健全的公民和具有科学头脑的人民。”⑩
面对着日寇侵占东北，读者十分愤恨，“我不忍心去看国不抵抗而破，家无代价而亡，我更不忍心去听水深火热的三千万同胞痛心的呼号。”“我现在要埋头彻底地把东北问题先研究一下，做为将来干的南针。”但他们更迷惘，混乱的局势加剧了底层青年的痛苦迷茫，甚至在选择科目上都要思忖再三，如何才能将个人志业与国家需要更好地结合。“在现在的中国，非它（自然科学）不足以反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至政治侵略”“科学二大类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究竟哪一个在中国的需要、社会的急需、个人的出路上，来的比较需要些？”由上可见，即使在单向的大众报刊时代，只要提供发声的机会与平台，来自底层的读者同样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不完全赖于报人引导，从“自学能否成功”到“分辨知识迷雾的读书途径”到“救国途径的探索”等都是读者主动的声音。这些阅读问题都是发见于读者的真实声音和真实生活。
三、“重塑阅读共同体”：“读书问答”栏目的知识交往与国族启蒙
“读书问答”栏目是一种以书籍为内容、以报刊为媒介的互动交流平台，在通信交往过程中，编辑与读者形成了一种“生活的友人”和“媒介/生活的监督者”的阅读交往关系，实现了栏目自上而下对“国民性”的启蒙改造和读者自下而上的主动选择与反向影响，从而在编读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阅读共同体。
（一）知识与交往：编读互动建构新的读书共同体
从编辑的视角来看，这种阅读关系可以概括为“生活的友人”和“生活的监督者”。栏目编辑认为‘读书问答所要建构的编读关系是“基于共同的兴趣与无强制的友情上”。“我们虽是朋友，但不是普通的朋友。我们现在都是出于心愿的，在正正经经地谈学问。我们不是文人，谈学问不是为消闲，我们都是一面為了生活挣扎一面还想获得一点知识，以应付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友情既然是这样严肃的，那就不仅应作知识的交通，还应有生活的督促。所以我们对于读者采用一切形式的督促都是基于这一原则。”“总之：我们极希望我们与读者间不需要一点强制，但不能不有一些必要的‘形式。因为读书也不能是完全‘无政府主义的。”栏目编辑一方面时刻关注着读者的阅读生活，围绕阅读书籍为读者答疑解惑，充当着“生活友人”的交往角色；
另一方面，他们为了能够对读者的阅读生活有所帮助，又利用媒介采用多种形式以督促读者阅读，表达着朴素的关心之情。
从读者的视角来看，这种新型的阅读交往关系同样是“生活的友人”和“媒介的监督者”。朱熹在与学生讲经问答时有师训曰：“凡言语，便有两端。”现代学者在编辑以《〈申报〉通信集》为代表的“民国名刊丛书”时也曾相类的“编者说明”：“读者不完全是被动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作者的言说。”读者时常会对栏目提出一些方针性的建议，如读书服务于实际的目的：“我觉得你们的指导不应专用在书本上，尤不应教人单去读书本。因为我想，目下接受贵部指导者，大约都是一面在为生活挣扎，一面想学点什么去应付实际生活的需要的人。”“你们指导的中心应注意日前读者实践生活，在各种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困难，切实地加以指示与援助其解决。因为这是目的，指导读书就变为手段了。”“你们不要封锁大家的意见，要诚意吸收各社会层生活的真影，要具科学家解剖它的决心与细心。”其他读者亦表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源源本本‘浩浩荡荡的大著，应是生活的公式……我们不要从书本出发去学习生活，我们应将生活中，发生了困难、问题时去找能替我们解决难题的书，这样我们就不必再漫无涯际的书中去追求这枚绣花的针啊！”等等。
同时，社会角落的边缘群体——“流动生活的人”——通过来信向栏目提出建议，以改善栏目对象的问题。“近来我们收到了四封出乎我们意料的来信。写信的主人，一个是贩卖小报的报贩，一个是轮船上的水手，还有两个，一是私人家里的汽车夫，一为电车上卖票的。”“他们共同的生活条件都使他们对‘读书问答表示不甚满意，因为‘读书问答的对象明明把他们这种生活条件的人看落了。”“要求我们替他们解答，要求‘读书问答注意流动性的人的读书问题。”而编辑部面对读者的建议与质疑，表示“我们知道我们工作的完成不仅有自己的努力，与专家取得合作，尤其要与读者能取得密切的联系，才能获得相当的成绩”。他们还鼓励读者继续提出建议以改进工作。如对于读者的建议，“除以上原则的讨论外，罗君关于我们工作方面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因为我们的工作，是根据我们草订的‘计划而进行的，现在且将我们目前实施的步骤，概述如后，同时求教于罗君。”正是编辑与读者在诸如此类的互相监督的新型阅读交往中，“读书问答”栏目迸发了强劲的生命力。
（二）指导与引导：新型阅读机制下家国意识的再造
作为一种阅读指导实践，“读书问答”栏目对读者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隐性规训”，根据一定的立场和方针，选择栏目刊发的内容。李公朴在《读书问答集》序言中曾表示，“读书问答”的通信往来虽是碎片化的短章集锦，但仍有“一贯的理论的依据”。说明“读书问答”是在一定的编辑方针指导下对读者进行指导，这种有选择的行为有利于在技术化的读书指导实践中贯注有意识的思想观念的引导。
“读书问答”栏目在指导民众读书的交流沟通中，强调“自立—立人”的启蒙理念。比如在与读者群体的来往通信中，编者往往通过较多地刊发与国家、社会、民族相关的读书问答有意识地培养读者作为公民的家园意识，在回复读者问题时不断强调个人自强与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如果国内各民族能够真正平等，决不会有分裂的，帝国主义不但不能挑拨少数民族分离，反而更能加强少数民族团结的决心，共同缔成坚固的反帝同盟。”这些通信讨论有批评也有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为构建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发挥了功能，起到了“益民智、怡民情、厚民德”的社会作用。
“读书问答”栏目在编读互动中也是读者群体自下而上地主动选择和反向影响的过程，正如栏目在定位上取决于读者群体的类型，在内容上需要读者的阅读和反馈，其效果取决于读者的接受与实践。读者通过主动来信的互动方式实现了自下而上的观念传达与讨论，并在实践和讨论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栏目的理念，也就是栏目所附加的“观念的集合”。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语境下，《申报》“读书问答”栏目秉承“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理念，通过大众阅读以实现大众教育。不仅帮助构建读者的想象共同体，更助推构建国家观念、社会观念、人生观念、工作观念、生活观念、阅读观念各种观念相结合的国家民族的想象共同体。
四、結语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语境下，《申报》的“读书问答”是具有极强生命力和传播力的报刊栏目，它有意识地将抗战语境下国人的读书问题与交流过程公开在报刊上，注重读书问答的参与式互动，既焕发了栏目作为“公众论坛”的活力，同时也实现了媒介化的阅读指导与国族性的启蒙实践相结合。借助大众传媒的传播方式，“读书问答”栏目所建构的新型的阅读交往关系建构了一个“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阅读共同体，为实现全民族抗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①《申报读书问答缘起》，《申报》1934年1月1日。
②王哲：《读书还是从戎？国统区青年学生抗战观之争论》，《史学月刊》2019年第3期。
③《申报流通图书馆第二年工作报告》，申报流通图书馆1935年版，第189页。
④上海图书馆编：《近代中文第一报——申报》，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7页。
⑤张志君：《大众传媒“沟通”问题研究》，《教育传媒研究》2022年第3期。
⑥《读书指导部回信——读不懂国际经济新闻》，《申报》1934年2月26日。
⑦《关于选择学科科目的几个问题》，《申报》1934年1月14日。
⑧《读书指导部回信》，《申报》1934年1月12日。
⑨彭垒：《民国时期报刊读者来信栏目考察》，《当代传播》2007年第4期。
⑩《许乐真来信》，《申报》1934年1月24日。
《东北难民方觉梦来函》，《申报》1934年3月21日。
《余万望来信》，《申报》1934年1月15日。
《第二十期读书消息》，《申报》1934年7月31日。
张亚红、张卓群编：《〈申报〉通信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编者说明。
《罗大璋来信》，《申报》1934年1月11日。
《何永泉来信》，《申报》1934年1月19日。
《过于流动生活的人的读书问题》，《申报》1934年6月1日。
李公朴主编：《读书问答集》，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1934年版，第1页。
《读书指导部回信》，《申报》1934年4月1日。
（作者褚金勇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李易霖系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谢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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