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磊
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江苏省陶研会理事，2019年《中国教育报》“年度十大推动阅读人物”之一，多家媒体专栏作者。出版有《“偷师”杜威》《杜威教育箴言》《用生命的母语做教育》《古诗词中的地理课》4部著作。现就职于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两百多年前的东普鲁士柯尼斯堡，在一条种着菩提树的小道上，每天下午三点半，一个手拄拐杖的散步者会准时出现。由于极具规律性，邻居常根据他经过自家门口的时间调校钟表。久而久之，这个有点古怪的人便得到一个有点古怪的绰号：“人形时钟”。或许，你已经听过这个关于德国古典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故事，但这其中的深味还需慢慢体会。
哲学家是康德最有名的身份。其实，天文、地理、物理、医学、教育，他也颇有研究，尤其是教育。康德曾在柯尼斯堡大学首开教育学，教育学也由此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而不再是经验之谈。1803年，学生林克将其授课材料整理出版，书名为《论教育学》。
全书第一句开宗明义：人是唯一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何以见得呢？我们知道，康德是一个极为自律的人，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床，然后喝咖啡、写作、用餐、授课、散步，晚上十點准时休息。你或许难以想象，这一切活动都配有固定的“康德时间”。康德将自己的一辈子都锁在了那座名叫柯尼斯堡的小城里。可即便如此，康德仍然吩咐自己的仆从：“无论你用什么办法，都必须让我准时起床。”
康德早上也会起不来？是的。一个理性了一辈子的人尚不能根除惰性或欲望，何况普通人？在《论教育学》中，“人”是“生长者”，生命不息，生长不止。反过来说，“生长”也意味着不完美，天赋、情意、态度、能力，均需要不断地激发、诱导或匡正。什么叫激发、诱导？康德拿报春花为例：人们在野生环境下采摘时，只能得到一种颜色的花，而用播种、栽培的方式，就能得到各色花朵。“自然将胚胎赋予了它们，而要使其从中发展出来，关键的是相应的播种和培植。”这个道理，对人如是。
什么又叫匡正？仍以自然界为例：孤零零长在田野中的树，多会歪歪扭扭；
而在树林中，由于临近树木的阻挡，棵棵会长得高耸挺拔，以求获得更多的阳光与空气。人生经验告诉我们，一时的阻挡或羁绊，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可能正是进步的推手。
这些例子清晰地表明，康德是崇尚自然的。实际上，如何让每一个受教育者充分发挥其自然秉性，成了康氏教育思想的“母题”。这显然受到了卢梭的影响，并与我国道家思想有相近之处。“工具只会毁掉天然的能力”，康德借用富兰克林的“游泳论”来佐证：要渡过一条河，游泳未必比乘船差；
而要学会游泳，不妨在水中放一只蛋，入水者俯身抬脚地打捞，差不多可算作练习游泳了。“虽有舟舆，无所乘之”（《道德经》），你看东西方的思想是不是很像？
《论教育学》指出，要想激发人的自然潜能，就需要不断地教育。教育即“助产”，它的第一层含义在于“自助”，即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力量。他强调艰苦的环境能磨砺人，“硬床比软床更有益健康”。特别是如爬山之类的体育运动或游戏，既能锻炼身体，磨砺意志，又能增进社交。如果能坚持，将使孩子的“逆商”跃增，天性释放，变得活泼开朗，与人相处时，往往能“友善而不勉强，坦率而不鲁莽”，实现自助助人之效。
教育的第二层含义是“自律”，即自觉地让个人的言行举止、思想情感处于某种规则之下。我们来看一则故事：1779年，康德打算拜访朋友威廉·彼特斯。动身前，他在信中说，自己将于3月2日上午11点准时到达。可没想到，途中一座桥坏了，人车均无法通过。一筹莫展之时，康德发现一旁有一间农舍，便跑去问主人：“你这间屋子卖多少钱？”一脸懵的农夫在得到一大笔钱后勉强同意卖房，康德又说：“如果您现在从屋子上拆下几根长木条，20分钟内把桥修好，我就把屋子还给您。”农夫心中大喜，马上叫来两个儿子，不一会儿就完成了。最终，康德准时拜会了朋友。
“康德过河”的故事，表面上讲的是如何守时，或曰契约精神，实际上反映的恰是他的自律。饮食、阅读、散步、作息是一种自律，处事待人更是一种自律。为什么要使人处于某种规则之下呢？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给出了答案，这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即纯粹理性）是有边界的，其并不像一块只能被动接受印象的“蜡版”——什么东西往上一按，就留下一个痕迹，而更像一个活动着的装置，能够把感觉材料整理、铸造成型。在边界之外，人既无法感知，更无法判断。人要想有自知之明，保持谦逊之姿，合理且持续地发展自然禀赋，必然离不开某些规则。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资本主义兴起，近代西方世界曾滋长出一种强烈的信心，相信人类依靠自己的理性便有能力认识和主宰世界。这种狂妄的看法让人不知敬畏，无视道德，无底线。教育的工业化之门犹如潘多拉之盒被打开，“效率”“流水线”，乃至当下的“提高一分，干掉千人”，成为了当红流量。
从这个角度看，康德实际上也对“儿童观”做了阐述：儿童并不像洛克所说的那样，是一张白纸，成年人想怎么塑造就怎么塑造。相反，儿童具有自己“活”的特质，其发展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缓慢过程，脱离了情境，缺少了实践，失去了个性，谈成长是可笑的。儿童也有自己并不清楚的边界，给童年设定“护栏”，制订规则，看似强加，实则集聚生机，是一种莫大的关怀与保护。
康德曾忧心忡忡地申辩，不给自己设定规则的人是不可靠的。人们常常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而且也绝难知道如何与他们相处。尽管人们常常批评那些凡事循规蹈矩的人，比如那些每件事都准时在一个特定时间去做的人。但这种指责往往是不恰当的，这种准确性尽管看上去有些迂腐，却有助于塑造品格。
教育的第三层含义是“自由”。对于“自由”的解释，康德认为，只要将这两个字调换位置即可——“由自”，即真正从自己的内心里流淌出来的东西。“自由”是一种建立在“自律”与“自助”基础上的精神抵达，听起来虚空，实际上“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包括生命的一切。从教育的立场论，那些完全从自身出发学会的东西，“人们总是掌握得最彻底，也最牢靠”。康德甚至拿散步调侃：当我们悠哉悠哉地散步时，往往并不在意路程的远近，或许还会越走越愉快，而一旦我们要去某个地方时，就会选择最短、最快的路径，因为此时的散步不再是目的，而是工具。
这对教育的启发很大：同一件事，当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做，会有一种享受感、获得感；
但要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而做，则必然会别扭、难受。所以，康德大声疾呼“人就是目的”，其潜台词是，人绝不能工具化，成为追逐各种世俗之物的手段，成为被欲望和激情吞噬的小丑。如果我们要为理想的教育设一个下限的话，这应该便是了。
那上限呢？或许就是形成一种关于自由的信仰。用康德的话说，那便是最高的道德律。信仰，倒不一定要烧香拜佛、上教堂做弥撒。一个人只要爱自由，相信世上有比自己更伟大、更崇高的事物，并对之怀有敬畏之心，就可以说是有信仰的人。有自由信仰的人做事不会只想“我要如何”，而会想“我应该如何”。《论教育学》的结尾，作者建议我们“有必要每天给自己做一个总结”，这样在生命的终点就能“对自己的一生做出评价”。
《中庸》有言：“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康德正是这样一位在精神世界里矻矻踱步的君子，他的万丈光芒启示了世人二百余年而不衰。他的墓志铭上如此写道：“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一个是我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是我心中的道德律。”
作为教师，我们“头上浩瀚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又在哪里呢？
责任编辑 刘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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