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井冈山九月“洗党”是毛泽东在1928年9月因井冈山根据地受到严峻挑战为确保红旗不倒的背景下，力图增强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和革命性，初步探索的一次局部性的整党运动。九月“洗党”通过确立“洗党”的原则和对象、明确党员标准、重新登记党员等举措，初步成功地应对了“八月失败”后的困境，肃清党内投机主义分子的危害，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影响，纯洁了党的组织，提升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初步形成了整党的思想与方法。
【关键词】毛泽东；八月失败；九月“洗党”；非无产阶级思想
【中图分类号】D264；K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6）-09-047-06
如何增强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和革命性是我党在创建后长期面临的一个课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因建党初期理论的不足、组织制度的不完善和大革命的失败，为确保井冈山根据地的红旗不倒，毛泽东于1928年提出“九月以后，厉行洗党”①，开启了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整党运动。
一、井冈山九月“洗党”的缘起
毛泽东在1927年10月经“茅坪安家”成功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开辟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式民主革命道路，并认识到长期被敌人分割包围的农村根据地要能够坚持并发展壮大就必须“有很好的党”，“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②，但随着形势的转变，边界党组织及党员发展出现了有别以往的新情况。
（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由被破坏到快速大发展，党员质量被忽视
大革命时期党组织曾在当地有过大的发展，组织过很广泛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但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受到极大的破坏，边界各县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井冈山地区只有袁文才、王佐各60条枪的地方武装存在。毛泽东认识到要在井冈山领导军民取得军事与政治斗争胜利，必须尽快恢复和重建党组织。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到1928年2月，经过毛泽东及边界特委的艰苦努力，“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亦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③
同年5月中共湘赣边界“一大”提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任务，使得红色区域日益扩大、土地革命蓬勃发展、军事斗争节节胜利，党的组织不断扩大，特别是6月龙源口大捷后边界各县纷纷建党建团，没有坚持党员标准和履行必要的组织程序，采取召开群众大会，挂上公开征收党团员的牌子，由群众报名参加的方式公开吸收党员，甚至出现了强迫、“拉夫”等不良行为。各级组织不顾当时四周的白色恐怖，采取公开方式吸收党员，“串连发展”和“拉人凑数”一类的形式应运而生，在极短时间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其中宁冈古城区石口乡的男女老少才400多人，经过这次“大建党”，党员人数近100人。
由于党员数量一时激增，许多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党组织规模的急速扩大导致如何在新形势下发挥党组织先进性的认识模糊与淡化，①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构成，边界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对某些“农民党”倾向缺乏统一一致的坚决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使边界党组织出现了不少问题，“党的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底（坏），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②
（二）发展党员过程中存在错误倾向，党组织与党员党性出现不纯的局面
党组织对新党员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忽视了《党纲》与《党章》在吸收党员上的组织程序与规定，出现党员发展数量的“大跃进”：“各地党员的数量，特委现时也没有确切的统计，大约永新有2000，宁冈有千余，茶陵有千余，酃县有百余，遂川有200余。”③追求数量的大跃进导致的后果非常严重，部分党组织在发展党员时存在错误倾向，没有正确处理好质与量的关系，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状况使党组织严重不纯，一旦到了严峻关头，这些投机分子便纷纷倒戈。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里总结边界吸纳党员的缺点时提到：“拉夫式的吸收党员，有一个时期公开的用拉夫式的‘上册子’办法征收党员，成分又不注意，引起投机反动分子潜滋党内，使党只有数量的好看，而不能斗争。” ④
“初建党组织时，党内也混进了一些投机分子，有些富农或富裕农民乘机混入党内”。⑤此时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1927年中共五大到1928年中共六大，一年内党员成分由农民占18.7%变化为76.6%，工人占53.8%变化为只占10.9%，“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⑥因此党内机会主义现象普遍存在，部分党员毫无斗争的决心，敌来就躲入深山，实行“打埋伏”，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当革命高涨时，许多投机分子就凭借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加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于新党员，不能开展好的党内教育。
对军事政治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缺乏深刻认识，“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秘密工作，以致养成极大部分党员不懂秘密工作。在夺取政权时，就全部公开出来；在失掉政权时，就去‘打埋伏’。”⑦粗放式地公开建党，使党组织和党员的身份是公开的，国民党当局一来反扑，党组织和党员就损失惨重：“使年轻的红军损失一半，边界政权尽失，被杀之人，被焚之屋，难以数计，几毁中国革命的根基。”⑧这种惨痛的教训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推进的，而不是只图无限量的推广。
（三）八月失败等军事失利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必须提高党员质量和党的战斗力
在根据地各项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1928年8月湖南省委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支配下，盲目地指示边界军队出击湘南，部分领导同志杜修经、杨开明不察当时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道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当到崇义时，营长袁崇全率一个步兵连和一个炮兵连叛变，”①造成惨痛的“八月失败”，红四军第二十九团全团覆没。其中失败的教训之一是有些领导同志分兵冒进，把反对意见污蔑为“保守主义”，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其二就是部分官兵缺乏积极性，动摇思家，失掉战斗力，其中第二十九团各营连官兵大部为宜章籍，在攻打郴州时发了不少洋财，不再听从命令，纷纷跑回家乡；其三是部分党员如袁崇全的临阵叛变，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而当红四军主力兵败湘南时，国民党军队及保安队、挨户队、还乡团在根据地实行报复，白色恐怖遍及边界乡镇，党的组织和政权的组织大部塌台，富农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带领国民党军队大肆烧杀，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造成极大伤害。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曾指出：“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这些有别以往的新情况，使得我党下决心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以确保党员的质量，提高党的战斗力。
（四）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充斥党内
因阶级成分、个人觉悟存在差异等原因，农民阶级具有狭隘、自私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多数农民出身的新党员没有经过长期的党性锻炼与改造自身的价值观，理想信念缺失，本身就存在非无产阶级思想，这种情形的存在不利于全党统一思想，边界党内甚至出现了“姻亲党”、“家族党”、“土客籍党”三种帮派，党内思想混乱严重影响了党的战斗力。
首先地方主义是边界党的突出现实困难，当时边界的“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居住的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②此外各县之间的地方主义盛行，一县之内的各区及各乡村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1928年毛泽东在调查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几个县后认为：“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③地方主义表现出农村农民严重的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的劣根性。
其次土客籍问题是边界各县比较特别而尖锐的问题，仇恨非常深，由来已久，并在党内形成一种奇特现象，“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党的领导权在土籍人手里，枪杆子由客籍人掌握，土客籍之间形同水火的对峙由普通群众延伸到党内，党内一些同志受其影响难以超脱。加之土籍劣绅经常带敌人“进剿”农民自卫军，客籍人深受其害，特别是在军事斗争严酷的条件下更被豪绅和反对派所利用，重新挑起斗争，造成双方在八月失败后严重的互相屠戮。“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④杨克敏无可奈何地叹道：“最没有办法的就是宁冈县委，因为土客籍关系，天天内部里暗斗明争，县委的负责人多半是知识分子，所以扯来扯去，简直闹不清楚，本身既有问题，工作自然可想而见了。”⑤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历史悲剧就是因为土客籍矛盾最激烈的交锋。
与此同时党组织也面临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以及盲动主义的残余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1928年8月湘赣边界割据斗争所遭受的重大失败，就有党的组织指导错误和农民的小生产思想意识的严重干扰。红军在初创时期出现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的现象，许多指战员热衷于走州过府，招兵买马，招降纳叛，喜欢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不愿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和由此扩大政治影响，只想着简单流动游击的方法。有人甚至还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军事可以领导政治，甚至组织上提出把红军的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和“司令部对外”的口号。
（五）边界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
由于湘赣边界缺乏干部，边界地方党的领导往往身兼数职，出现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的不良现象，一度存在着严重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实行所谓的“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和“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错误思想，影响了党内民主，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对代表会缺乏必要的政治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植于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
二、井冈山九月“洗党”的实践举措
针对时局的发展变化与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在党的纯洁性、革命性和先进性严重受损的情况下，毛泽东厉行洗党。
（一）确立“洗党”机制，控制准入门槛，畅通出口关
确立“洗党”的工作部署：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红四军抽调出来的一批部队干部深入基层，会同基层党组织的支部书记和两个可靠的党员一起确定清洗的对象。
确定党员标准：党的发展要特别注意质量，在介绍党员中，介绍者应对被介绍者做许多宣传和考查工作，介绍新同志应该在支部会议上讨论通过，经过区委批准，明确反对拉夫式吸收党员，必须使每个党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员，对党员究竟应该是个什么形象要有清晰明确的认识，反对将井冈山的革命等同于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反对将党员等同于入伙的绿林好汉，确立党员标准、区别合格与不合格党员，发展党员就有了明确的依据。
明确“洗党”的原则和对象：一是对党员的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秘密召开支部会议，宣布被清除对象并除名，留下的合格党员重新填表登记造册，逐级上报；二是那些不起党员作用，凡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那边做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不愿革命的，投敌叛变分子以及赌钱打牌、贪污腐化、流氓成性的，思想动摇、工作畏缩不前、阶级立场不稳和阶级异己分子，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等等予以清除和洗刷，被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党员花名册；三是重点把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具体实施由上级派代表深入各乡，从支部开始进行审查，逐级上报，发展吸收思想进步、忠实、勇敢的工农优秀分子入党，并在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四是凡是农民党员，“洗党”之后留在党内的，都发了党员证，知识分子入党不发证，须报上级批准。五是适应军事与政治斗争的现实，把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转变为建设秘密的组织，以备在反动派猖獗时仍能活动，同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活动。
（二）优先重视思想建党，加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党员的党性教育
对“洗党”后留下来的党员提出明确要求，“党员成分必须是先进的觉悟的忠实的勇敢的贫苦工农分子，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农须严格限制。”①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帮助他们自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于犯过错的同志，“事先派党员去帮助他们认清错误并予以改正，再通过党员大会宣布他们的错误事实，并依据其所犯错误的性质和情节，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包括警告、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洗刷不斗争的腐化分子；只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进分子的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使党壁垒森严、步伐整齐地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只有如此，才能增加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所以严格执行纪律为改造建设党中央的重要工作。”②
克服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毛泽东提出红军决不单纯地打仗，除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外，还要负担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以建立革命政权和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批评不正确思想，通过教育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和流寇主义，从思想上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行为，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党的组织。规定党的革命工作要求：“为团体努力，作群众导师，到群众中去，到反动荆棘中去，不畏难，不怕死，不爱钱，为主义而牺
牲”，③以纯洁党的队伍，强化党的宗旨意识。毛泽东第一次宣布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又首次宣布六项注意：上门板、捆稻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通过惩治党内腐败，严肃党纪军规，大大增强了党员们的宗旨意识。
毛泽东召开边界党的二大，举办各类政治训练班，分期分批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各支部委员和书记必须由选举产生；注重增加工人领导力量；反对拉夫式吸收党员；杜绝不举行入党宣誓的奇怪现象；对党员考察，“必须是先进的、觉悟的、忠实的、勇敢的贫苦工农分子”，加大了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力度，有效地提高了军队和地方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
（三）坚持“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确保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实行党代表制度。
毛泽东在部队连一级设立党支部，班有小组，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和军委四级，从组织和体制上掌控军队。大力加强党的支部建设，肃清组织上和政策上的机会主义领导，建立先进的基层党组织。毛泽东曾总结说“支部建在连上”是红军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重要原因。坚持党代表制度，党代表是“代表党在军中工作”，八月失败时，红军主力一度向湘南冒进，取消了党代表。红军主力回师井冈山后，毛泽东恢复了党代表制度，“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④党代表一切行动和言论，在党的工作方面均须站在党的观点上，去实行党的主义政策，在军队和民众中，党代表均在党的指挥之下，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并使党团为群众核心，党代表应为各同志模范，使各同志和非同志在本党政策之下都积极工作。
（四）形成作风建党的传统，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一是走群众路线，争取群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湘赣边界党的一大提出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决策，井冈山实行大分田； 1929 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潋江书院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上说：“共产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参谋部，每个共产党员要有争取群众的观念，共产党员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深刻，随时都要叨念‘争取群众’。”①
二是反对享乐主义，毛泽东说：“红军部队内个人主义的倾向有诸多表现，其中之一就是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②由于当时红军长期处在偏僻山野和落后农村，物质生活极为困难，一些指战员“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做艰苦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这种情况极大地妨碍红军去执行革命任务。毛泽东认为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必须加紧教育，肃清享乐思想和流寇主义，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
三是切实解决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土客籍矛盾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开会时要让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开展党内批评，区分党员同志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和个人缺点，反对党外批评；开展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做到大体上的平均，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反对报复主义，反对党内受到批评后，到党内外、会议内外找机会打击报复；努力克服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注重加强教育，从思想纠正个人主义，在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方面要得当；党内强化“铁的纪律”，把“铁的纪律”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唯有如此才能抑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
结果与意义
“九月洗党”虽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整党运动，但通过对党的组织进行清洗和整顿，约4000人被清洗掉，边界1万多名党员只保留了5000余人，极大地净化了党的组织，增强了边界党的纯洁性，“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边界党组织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党的组织从公开的状态重新转入了秘密状态，更有利于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保全力量，更能有成效地开展对敌斗争。同时“九月洗党”作为毛泽东领导整党运动以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首次尝试，能直面党内问题，强化党组织功能，把牢入口，畅通出口，健全管理规范党员正常退出制度，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整党机制，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展整党整风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打下了良好基础；创造性地探索出了思想上建党的路径，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要求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更要在思想上入党，保证了党的思想纯洁和组织纯洁。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思政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