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钟翰（1913～2007），湖南省东安县人，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40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46年赴哈佛大学留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后为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清史、满族史专家，著有《清史杂考》《清史新考》《清史续考》《清史余考》等。
【“清宫戏”是戏说】
多年前夏日的一个下午，我来到中央民族大学的校园，进入家属院，一问王钟翰教授的住处，院子里的人都知道。王先生穿着运动鞋，动作轻便，谈吐轻松。家中的摆设很简朴，书架里放满了各类史学著作，其中有一格是日文版的清史专著。茶几上放着何炳棣的著作《读史阅世六十年》，王钟翰那些天正在看，他评价说：“何炳棣有豪气。”并称许此书为研究近代知识分子不可多得的重要著作。
我称王钟翰是清史研究的权威，他马上回道：“不是。我就是一个明清历史的研究人员，算不上是权威。”提起当年在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师友，他闲谈了许多有趣的小故事，笑道：“以前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但是越近几年的我越记不清楚了。”王钟翰在自选集《清心集》里记述过一件趣事：当年王钟翰未能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1995年，他的长女王湘云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博士学位，并留在美国执教。
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王钟翰最有名的同事是吴文藻——作家冰心的丈夫。“冰心比吴文藻的名气更大一点。以前冰心在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吴文藻在哥伦比亚大学，追求冰心的人很多，但是因为吴文藻老实可靠，她才嫁给了他，这是冰心亲口跟我说的。他们一直到晚年都很恩爱”。王钟翰说：“反右时，我和吴文藻一起被打成右派。”
进入晚年，王钟翰的生活比较规律，诸事喜欢定时定量。我请教这位清史专家对现在电视剧充斥着“清宫戏”的看法，王钟翰说：“都是戏说，很多所谓的正史也是乱七八糟。我不看这些东西，但是我都知道他们的观点，反对或者赞颂我都清楚。”
【与日本人斗酒】
1934年，王钟翰在长沙雅礼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历史系全系师生加起来，也不过三十来人，老师和学生人数相当，却颇有名气。王钟翰的老师是学术史上卓然成家的邓之诚、洪业、顾颉刚。
燕京大学使他念念不忘的是喝酒畅谈的岁月。王钟翰回忆：
当时海淀同和居餐厅有一点小名气，从西直门到颐和园都种海淀稻，用这个酿酒最好，酿出来的酒就叫“莲花白”。酒很甜，因为度数不高，人不知不觉间会多喝，也就容易醉。我当时在读硕士，是助教，工资107元，也没有成家，起码每两个星期我就请同学去同和居。当时的燕大里，住着几位外国老太太，每周五晚上她们都到临湖轩跟司徒雷登聊天，向他汇报一些学校里的“小道消息”。有一次，我在同和居喝醉了，过马路时摔倒在马路旁边，被那几个老太太看到了，她们添油加醋地跟司徒雷登讲述了一番，并提议取消我的奖学金。
司徒雷登就找到了我的老师洪业先生，洪先生说：这好办，王钟翰最聽邓之诚先生的话，我告诉邓先生，让邓先生处理。”邓先生听到这件事，打电话到我的宿舍里，让我去他家里。我“嗯”了一声，并不说话，心想这下要挨批了。结果到邓先生家，他在桌子上准备了一小杯白干，一两不到，问我：你昨天喝酒啦？那再喝一杯！”然后说：你如果想喝酒，我家里有的是，你随时都可以来喝酒嘛！”意思是我不要去外边“买醉”。我喝完那杯酒，邓先生说：“好了，你回去吧。”
从此，王钟翰在燕京大学里“酒名远扬”。王钟翰说：
以前日本统治华北，日本的军队没有驻扎在北京，但在颐和园有日本宪兵队在京的总部。那时，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校长，学校里到处挂着美国国旗，日本宪兵队不敢轻易进入。日本宪兵队的队长叫华田，平时穿着便服，枪掖在衣服里，经常到燕京大学“访问参观”，司徒雷登不得不留下他们吃便饭，就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
日本人爱喝酒，华田便提出来要跟燕京大学的老师比赛喝酒，当时在座的也有洪业先生——这些学者怎么喝得过当兵的。正好我在学校，司徒雷登就让洪业先生叫我去陪酒。酒桌上，华田用中国话讲：今天比酒，全用瓶子喝啤酒，每人十瓶。我觉得啤酒醉不了，就跟他比。那个年代，我们都是热血青年，但在学校读书，不能拿枪打仗，内心很沮丧，有机会煞一煞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到底能一吐多年心中郁积。最后，对方喝了9瓶酒就掉到桌子底下去了，我喝了10瓶还没有什么事。
我记得以前在《良友》杂志看过，一个大胖子一口气能喝下32瓶啤酒，我就知道喝10瓶啤酒不会醉。事情传开后，北京的一家报纸还登了一条一二百字的新闻《王钟翰怒斗倭寇》。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燕京大学的师生都去游行抗日了。日本宪兵开着大卡车，逮捕了十来个教授，把洪业先生、邓之诚先生都带去了。但是我没有被带去，别人就开玩笑说，宪兵队长华田怕再次看到我，所以没敢把我捉去。
在燕京大学的学生眼里，司徒雷登是什么样的人呢？王钟翰回忆：“我觉得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也等于政治家，说话很有技巧，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才说。他的记忆力也很好，但凡普通教授、活跃一点的同学都记得。我在燕京大学得过好几次‘司徒雷登奖学金’。他的奖学金级别比较高，有200元，一年的学费、生活费差不多就够了。”
【转益多师】
王钟翰在燕京大学的老师，邓之诚、洪业、顾颉刚三人风格迥然不同，但关系融洽。王钟翰向邓之诚请教学习的门径时，邓之诚告诉他，有两部书要反复读，百读不倦，一部是顾炎武的《日知录》，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二书都经世致用、治学严谨。洪业曾留学美国，眼界开阔，治学善于中西对比，致力于建立历史学科的规范，培养一批掌握现代史学方法的新型历史学家。顾颉刚则被誉为“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其“疑古”精神对王钟翰后来从事清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抗战时期，王钟翰还有幸成为陈寅恪的助手。数位名师的风范，影响了王钟翰一生。
邓之诚有《骨董琐记》《清诗纪事初编》等学术名著问世，他在生活中是什么样的呢？王钟翰回忆：
邓先生是世家子弟，叔曾祖是道光年间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曾经协助林则徐查禁鸦片。他年轻时很热情地参加辛亥革命，到处宣传革命。他没有念过大学，但是国学底子深，记性很好，思想也活跃，善于作诗、作词、写文章。我认为他的文章是“桐城派”，没有过多的“之乎者也”，叙事简练有起伏，很不错。他作派比较旧式，在燕大时还有一个姨太太，以前本来是他的侍女，后来还为他生了儿子。所以，那些外国老太太借这个理由去向司徒雷登告状，说：“这像话吗？都是自由恋爱的时代了，燕京大学里边还有姨太太。”司徒雷登为此找到洪业先生，洪先生回道：“他是中国的士大夫，中国士大夫都有姨太太，宋朝、明朝的士大夫请客吃饭，几乎每人都有姨太太、艺妓陪酒。日本、韩国也是这样。”他还告诉司徒雷登先生，邓先生人品好、学问好，有个姨太太是私生活，最好不要干涉。
邓先生常常讽刺胡适、傅斯年，他讲课时问我们：同学们，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有两个人，一个姓胡名适，一个姓傅名斯年。他们搞什么学问？胡适就是胡说八道，傅斯年就是附会。”后来年纪大了，邓先生就不这么说了。
邓之诚晚景并不如意。王钟翰说：
多年后，翦伯赞请一批学者开会，本来邓先生不想去，我就邀他一起去参加，起码表示我们追求进步，不是对国家的事情不闻不问。我是搀扶着先生走入会场的，翦伯赞当时比较权威，他说：有些人自恃有些旧学底子……我奉劝某些人，不要自视过高，这些‘国学’知识都是封建糟粕，将来都没有用。”邓先生听了很不舒服，他知道翦伯赞这么说是针对他，但没有当场点破。过了几天，我去看他，邓先生说他想辞职了。我说不行，辞职了就没有地方住了，也没有钱买新房子。后来又过了大概几个月，邓先生跟我说：我虽然比不上孔夫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我73岁也过了，比孔夫子长寿，学生选中国通史的也不只是三千了。如果我给每个学生写一封信，让每个人出5元钱养老，就够了。”1960年，邓先生黯然逝世，我当时已被下放沈阳，竟不能见上邓先生最后一面。
洪业在燕京大学教书声名颇振。王钟翰回忆：
洪先生不讲课则已，一讲课就引人入胜。他上课说：你们睡觉吧！”但是一个人也睡不着。他声音大，讲课时经常穿插小故事、小笑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洪业先生是比较西式的派头，上课时西装革履，叼着烟斗，邓先生则是旧式派头。以前他们出身差不多，都是世家子弟。洪先生到美国留学，会拉丁文、英文、法文等好几种语言。他有一个学生，在洪先生去世前给他写了《洪业传》，但是洪先生表示，在他去世以后才可以出版这本书，这些传记不是骂他就是捧他，他在世的时候看到都不好。
王钟翰在燕京大学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辨纪晓岚（昀）手稿简明目录》，由洪业指导。王钟翰说：
1936年，中国营造学社印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那是清代大儒纪晓岚的手迹。洪先生看后，感觉从字体及印文上看，并非纪晓岚之作。我看了也觉得不是纪晓岚的笔迹。洪先生已经构思好一篇文章，他自己不写，而是交给学生写，最后交由他过目修改。我按照先生的思路，拿印行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纪氏审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逐字对照，发现疑点竟然多达100多处。我将这些发现一一整理成文，洪先生把文章推荐到《大公报》上发表。
后来，我把文章拿给邓之诚先生看，希望邓先生说几句好话，结果被泼了冷水，邓先生说：“写那么长干什么，几百字就完了嘛。找几条够硬的材料就行了，为什么写两三千字啊？”后来，我知道了原因——写法不一样。洪先生做学问不仅吸收了旧式的考据，同时吸取了英美、法国的方法，但邓先生还是旧式的方法。邓先生在写《清诗纪事初编》的时候，节衣缩食买了大量诗集，凡是清朝的诗文集几乎无一漏网，今天可能买了一部顺治年间的，明天可能收集到一部乾隆年间的，精心筛选了几百部最好版本的诗文，但是他写文章很精炼，就是写他最推崇的顾炎武，也不过是两千字。
王钟翰读书时代和顾颉刚接触并不多，但印象深刻：“我选过他的课——春秋史、战国史。顾先生因为口吃，所以上课通常不开讲，只写黑板。他的字很漂亮，从上课开始就写，一直写到下课铃响，大概来回写四五遍黑板。他在黑板上写的每一条，都是他平时读书的心得，因为他思考，所以会发现问题，并且有根有据。后来他跟鲁迅关系不好，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吧，鲁迅批评顾先生的‘大禹是一条虫’，意味火辣，充满讽刺，实际上是挖苦顾颉刚在‘象牙塔’里。顾颉刚也立马反击。”
抗战时，王钟翰在成都燕京大学当讲师，才有机会和陈寅恪交往。王钟翰说：
开始我没有听过陈先生的课，抗战时，我在成都燕京大学临时学校受聘为历史系讲师，主讲“中国通史”和“中国史学史”。陈先生先在西南联大当教授，后来被特聘到燕大，同时受聘来的还有吴宓先生。我不仅在学问上可以直接聆听陈先生的教诲，在工作上也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当时大学设有训导处，主要任务是控制学生的思想活动，任职的都是国民党党员。我不是国民党党员，学校又打算让我兼任学生生活指导员，我当时就表示，如果必须加入国民党才能任学生生活指导员，我坚决不兼任此职。学校答应了我的条件，但是我后来和训导长关系不好，受不了这份闲气，当时铭贤中学托人和我联系，答应待遇和燕大相同，请我去那边教高中历史，我当然同意。
临行前，我去向陈寅恪先生辞行，陈先生一听很惊讶，问起原因，我如实说了。陈先生对我说：“你不能走，做学问还是大學里有条件，适合你。如果是因为训导处的原因，你就更不必走，这事由我来处理好了。”陈先生当即给校长写一封信，说我适合在大学任教，校方应该挽留，又帮我解脱了与训导处的干系。
没多久，校方考虑到陈寅恪的身体，便派王钟翰当陈先生助手，并照顾陈先生全家的生活。在《柳如是别传》问世之前，陈先生并不是以治明清史闻名，但他不仅对清代掌故非常熟悉，而且对明清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有深入的思考。陈寅恪对清史的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民族文化体系出发，注重种族、民族问题、士人阶层、社会集团，这对王钟翰后来研究清史很有启发。抗战胜利后，王钟翰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将赴哈佛大学留学。陈寅恪正住在成都同仁医院治疗眼疾，王钟翰将喜讯告诉了他，他听了，闭着双眼说：“你是搞清史的，搞中国史的到美国去能学到些什么呢？当然，哈佛是世界著名大学，语言确实不错，去了多学点语言，或许还有不少用处。”
陈寅恪双目失明，以十年时间写出《柳如是别传》，其主旨曾引起广泛猜测，学术界为此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有“辨诬说”“自娱说”“知识分子人格史说”“颂红妆女性史说”等。王钟翰与明清史学家何龄修、唐史学家王永兴等，则是支持“复明运动史说”的一派，王永兴就说：河东君虽坚持参加复明运动，而未能获得成功，但陈寅恪不以成败论英雄，尊崇气节是柳如是一生志事的主要表现，也是她的立身之本。
【哈佛岁月】
1946年，王钟翰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此时，他在燕京大学的老师洪业已在哈佛大学任教。王钟翰说：
在哈佛我没有跟洪业先生念书，但是最后半年我还是听了他的课。我在听叶理绥教授的课时出了一件事，叶理绥本来是俄国贵族出身，十月革命时逃到日本读大学，后来赴美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我并没有很尊重他，我觉得他汉文差，日文很好，他用的课本《项羽本纪》全篇，其中描写项羽的叔叔项梁写信营救的一段，翻译成日文时丢了一个字——可能不是他丢的，而是翻译成日文时丢了，他却没有看出来。上课时，我当面指了出来，因为我觉得哈佛这样的学校不应该用有错误的教材。他当场就脸红了，回答不上来。第二天他说：MrWang说得对。
叶理绥选了一个美国人给我们讲清史，那个美国人讲清史不是从明末努尔哈赤讲起，而从隋唐讲起，说隋唐有印刷，有道教书籍传播，中国了不起，那时已经发明了雕版印刷。宋朝更加不得了，活字印刷术传到欧洲，对欧洲文明起到很大的影响。结果话锋又一转，讲清朝鸦片战争打败了，是因为中国人笨。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怎么可以这样分析？后来，那位老师让我们写一篇论文，我按照中国式的写法，是考据式的。他们按照外国人的写法，点论结合，要具体分析。他们就说，我写的东西以后怎么能拿博士学位？燕京学社主任结果取消了我的奖学金。洪业先生就对他们说：“本来就是因为王钟翰的西学素质不够，所以才送他到这里来学习，你们应该留下他。”于是，校方给洪先生一个面子，第二天就叫我过去，让我第二个学期不要选课了，写一篇论文，就发给我硕士学位。我说：硕士学位我有了，燕京大学的硕士学位不一定就比哈佛的低，甚至比你们的还好，我不要。”
后来洪业年龄大了，回不了国，就写信给王钟翰，以前家在燕南园52号的房子有祖父的画像，让王钟翰去找，但是没有下落——因为洪业走后，有两三家人曾先后入住过。后来，洪业让王钟翰帮他将藏书捐给图书馆，最后选定了中央民族大学，王钟翰说：“我的意思是中央民族大学是56个民族学生的家，它不如清华、北大的图书馆藏书多，这些书对于它们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民族大学来说可能有些作用。”
在哈佛大学时，洪业送过一个烟斗给王钟翰。王钟翰笑道：“是我从哈佛回来的时候，洪先生让我抽烟斗，意思是让我抽烟不喝酒，因为当时既抽烟又喝酒的人不多。一直到1960年代，我老伴说我，不让我既抽烟又喝酒。再加上当时条件不好，三个孩子要读书，还得请保姆。所以，我就选一样，我想：抽烟是抽出去的，喝酒是喝进肚子，所以我就不抽烟了。到现在我不抽烟，喝酒也不多，一般只有二两左右。”
王钟翰的同窗在大变局中命运迥然。学者周一良出身名门，父亲周叔弢是天津的著名藏书家、实业家。周一良大学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后转学燕京大学历史系。1939年获全额奖学金入读哈佛大学研究院，1944年获得博士学位。在哈佛读博期间，他还入读远东语文系，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及梵文。他的夫人邓懿生于北京，燕京大学国文系毕业。1932年春，燕京大学的学生组织旅行团到泰山、曲阜旅行，一行人在泰山上过夜时，周一良的钱包和大衣被窃。第二天一早，他只好狼狈地裹着棉被向同学借钱，正好遇上邓懿慷慨解囊相助，自此，两人成了恋人，于1938年结婚。同学们认为他们定情在泰山，便称他们为“泰山情侣”，这个浪漫的称呼如今被镌刻在两人的墓碑上。
王钟翰说：
周一良是我燕京大学的校友，他很佩服陈寅恪先生，他得知陈先生在清华上课的时间，就从燕大去清华听陈先生的课——当时上课不大点名，而且有名的教授也不点名。后来一良考到哈佛大学读博士，日本侵略中国时，他差点回不了国，所以在哈佛待的时间最久。1941年，邓懿也有了赴美的机会，她在哈佛大学女校学习了一段时期，便在哈佛远东语文系任教。1943年，赵元任教授受美国政府的委托，在哈佛创办一个特别训练班，专门训练美国陆军士兵掌握中文。赵先生挑选了几位北京话标准的留学生当他的助手，邓懿有幸被选中。她在赵元任的培养下，成为用英语教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第一批种子和人才（主持编写的《汉语教科书》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对外汉语教材）。
周一良在“文革”时进入“梁效”写作组，主要是因为江青。
当年的杨联陞与周一良，被师辈认为是难得的“读书种子”。季羡林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中说：“周的天才与功力，只能说是高于杨，虽然在学术上也有所表现，但是，格于形势，不免令人有未尽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难道我们能无动于衷吗？”而王钟翰回忆：
周一良和杨联陞都比我高几届，都有过一些交往。我刚到哈佛大学时，杨联陞刚获得博士学位，正准备去联合国工作，我们同去一家酒吧喝酒。他问我：你这番来美国，是想来求学问呢，还是来拿学位？”我听了十分奇怪，问他：求学问和拿学位难道还有什么区别吗？”他说：“要拿学位，就得攒够学分，因而要多选课，应当选容易学的，有了足夠的学分，才谈得上做论文。所以，要想在这里拿学位，就得做长期准备。至于求学问，那就得根据你自己的需要了。”
1948年夏，王钟翰结束了留学生涯，虽然没有拿到学位，但他对自己在哈佛大学的学习还是满意的，特别是语言学上的初步训练，对他后来从事清史、满族史研究帮助颇大。
1976年，王钟翰受中华书局之托点校《清史列传》。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他一头扎进浩渺的古籍史料中，整整两年，每天奔波于北大和中华书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之间，夜以继日，逐字逐句地对照考辨。“要严格考证、尊重史实，尽量扩大知识面。研究历史没有窍门，需要的就是耐心、细心、专心、恒心，经得起长期坐冷板凳的考验”，王钟翰说，“治史是发不了财的，我早就做好了受苦过穷日子的心理准备”。正是凭着这种严谨求实的学风，他终成清史和民族史学界的一代名家。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