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运用现代旅游的官方界定标准，结合对明清时期云南旅游发展状况的史料进行了分类和梳理，发现明清时期云南的旅游是以实用性、功利性为主，但已出现休闲性旅游；当时的旅游者主体分布于社会阶层的两端，并对云南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明清时期；云南；旅游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Yunnan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eriod
MA Ji-gang1， WANG Li-ping2
(1.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China;
2.Department of Tourism，Kunming University，Kunming 650118，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definition of tourism today, based on assorting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literature on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Yunnan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view that the tourism in Yunnan during that period has changed from the traditional practicability to leisure travel, and that the main body of the tourists distributed at the both ends of social stratum and influenced profoundly Yunnan′s society and culture.
Key words: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eriod; Yunnan province; tourism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旅游史学的研究一直处于升温阶段。鉴古而知今，云南省大力发展旅游业，除了引进先进经验外，也可以从古代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一些启示。目前，区域旅游史的个案研究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而云南旅游历史的研究更为薄弱。在历史上，云南是古老的神秘之地，如今是新兴的旅游目的地，其旅游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值得深入研究。本文结合现代旅游的官方界定标准，从旅游活动和旅游者的角度关注了明清时期云南旅游的发展情况，并进行了相应地分析。
一、相关研究回顾
目前，作为历史学和旅游学的基础学科，旅游史学是诸分支学科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尽管我国的旅游史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但系统的研究则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
1.关于对明清旅游的总体研究。目前，涉及明清旅游研究的文章并不多，陈建勤是专门研究明清旅游的学者之一，除了其博士论文《明清游记与旅游活动研究》外，还先后发表了《论明清长江三角洲旅游活动及其社会意义》（1999）、《明清时期的就往消费及其支出—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2000）等8篇论文；宋立中对明清江南旅游研究也较深入，近四年来先后发表有《论明清江南旅馆业的经营实态及其变迁》（2006）等多篇论文；林雍中在《明代游记初探》（1989）指出，明代游记是我国古代游记发展的高峰，明代游记作家品评山水成风，具有高超的鉴赏水平；陈宝良的《明代旅游文化初识》（1992），概述了明代宦游、游学、冶游及北京、南京、苏州的旅游情况；许周鹣首次从社会经济史角度阐述了清代吴中一地旅游消费及其产物社会经济影响［1］；夏威淳指出明代中叶以来的雅士几乎无人不好游，明代文人特别是明代中后期的倜傥之士，对山水更是一往情深，以至嗜水成性，爱山如命［2］；滕新才对明代中后期旅游活动空前的普及化、大众化作了探讨，并分析旅游热形成的原因及其作用；胡红艳剖析了明中后期人们的冶游之尚及其形成原因［3］。
王雪梅认为清代中期以后，成都地区旅游休闲之风日盛，但尚未形成为一个社会行业［4］；周振鹤以明人游记为切入口，对晚明的旅游风气、文人旅游观点等一系列旅游史实、旅游理论作了探讨［5］；陈宝良从岁时节日旅游、宗教节日旅游、烧香之旅三个方面对明代民间的节日旅游作了系统的探讨［6］，随后又在《从旅游观念看明代文人士大夫的闲暇生活》（2006）一文中，对士大夫的旅游体验作了详细的分析，将明代的游人归为贵人之游、豪士之游、布衣之游与民众之游四类。欧明俊的《明清游记概说》（2006）认为：明清两代是游记文学的繁盛期，体式多样，题材内容丰富，具有绘画美、意境美和风格美。魏向东则研究了明人旅游行为的季节性、反季节性及出游奉行择日而游之俗［7］。不难发现，上述研究视角多样，有从游记文化、审美理论入手的，也有从旅游经济、消费、时间季节性等角度进行的，但大都是对明清时期旅游情况的整体论述，注意力也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对边疆地区关注极少，几乎无人涉足云南地区。
2.关于对明清云南旅游的专题研究。查阅CNKI提供的论文数据库，还没有涉及对云南明清时期旅游状况进行专门探讨的文章，云南区域个案旅游史研究仍是空白。云南旅游历史研究相对于旅游业和旅游学的发展出现了明显滞后，其理论和实践研究亟待拓展和深化，这可能是因为云南地方史史料中对旅游活动的记载颇为零散的缘故，也与云南旅游的相关史料并不太充分有一定关系。就目前情况来看，支撑这一方面的研究的通常只有游记、志书、杂著数种体裁的史料［8］。明末江阴人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中的《滇游日记》13卷约30万字，占全书近一半篇幅，是古人游览云南所作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记录最翔实的史料；嘉靖时期因“大礼议”遭贬斥至云南永昌的状元杨慎所著的《滇程记》记录有云南的山川、风物；清康熙年间的徐炯以钦差身份游历云南后所著的《使滇日记》对沿途古迹、名胜、山川、要隘作出了详实的考证。此外，杨慎的《曹溪寺记》、李元阳的《重游石宝山记》、王士性的《游鸡足山记》、陈元的《游黑泥温泉记》等，从单一的旅游景点角度记录了明清时期云南的旅游资源情况。明代以后云南志书渐多，但相关旅游史料却一笔带过，往往收在“山川、形胜、风俗、土产、楼阁、馆驿、堂亭、台榭、井泉、寺观、祠庙、古迹、人物、题咏”等类目中，仅只是对资源进行表面的描述，往往缺乏旅游者、旅游活动、旅游现象的记述。其他可供研究云南明清旅游情况的资料就更为零散了，如吴应枚的《滇南杂记》、张泓的《滇南新语》、明代程本立的《云南西行记》，清代檀萃《滇海虞衡志》等，史料的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给研究明清云南旅游加大了难度。
二、旅游相关概念的权威定义
旅游的定义分成概念性定义(conceptual Definition)和技术性定义(Technological Definition)［9］，旅游有权威的概念性定义，旅游者有权威的技术性定义。从1980年到1995年，世界旅游组织(The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曾经三次定义旅游，对与此密切相关的游客(visitor)、旅游者(tourist)、一日游游客(excursionist /day tripper)三个概念也做出了详细的技术说明(这三个相关概念在1963年罗马召开了“联合国国际旅游会议”上已经明确，于1968年被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正式通过，世界旅游组织也将这一定义作为旅游统计的人员范围的解释［10］)。1995年的定义是：旅游是人们离开惯常居住地，到一些地方的旅行和连续停留不超过一年的休闲、商务或其它目的的活动(The activities of persons traveling to and staying in places outside their usual environment for not more than one consecutive year for leisure， business， and other purposes)［11］，并特别指出旅游目的包括六大类：“休闲、娱乐、度假”、“探亲访友”、“商务、专业访问”、“健康医疗”、“宗教朝拜”、“其他”。旅游活动必须满足异地性、暂时性、非军事性三个条件，外出时间在24小时以上，12个月以内，否则称为一日游游客或常住居民。
我国对旅游者也有官方的定义，1999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旅游局联合颁布的《旅游统计调查制度》中，对旅游者的定义是指“任何为休闲、娱乐、观光、度假、探亲访友、就医疗养、购物、参加会议或从事经济、文化、体育、宗教活动，离开常住国(或常住地)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其连续停留时间不超过12个月，并且在其他国家(或其他地区)的主要目的不是通过所从事的活动获取报酬的人”。为方便统计和评估对旅游目的地的经济影响，我国的规定中强调了旅游者需要在旅游地住宿设施中过夜，否则只能算作一日游游客。
从上述国际和我国的官方权威定义可以看出，旅游的目的不仅仅限于通常汉语中人们所理解的观光、游山玩水这样的“游览”目的，旅游的目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古代的军士留戍、征战、驱逐、远嫁、发配、行政安置、逃荒、移民不属于当今界定的旅游范畴。
三、明清时期云南旅游的发展状况
明代以前，云南的本地势力雄霸一方，土司横行，封疆自固。在唐宋时期，云南还先后出现了南诏、大理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云南与中原的文化、社会、人员交往极为不便。所以，明代以前到云南游历的人极少，记载中似乎仅有元代郭松年到过云南大理等地旅游。明人王士性称云南是“三百年间，士大夫宦游之迹不至”［12］，然而这种情形到了明代发生了明显地变化。伴随着统一政权的建立，云南交通状况的改善，尤其是到晚明时期旅游风气在江南地区盛极一时，旅游活动一度到达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此时的云南难免不受影响，出现了多种类型的旅游活动。
1.明清时期云南的修学旅游。修学旅游的动机通常是离开常住地，寻师访友，切磋学问，增长见识，在目的地停留一天以上，不超过12个月的短期访问。明清时期的修学旅游还具有群体性的特征，杨慎在云南地区的旅游经历，就是修学旅游。明朝嘉靖三年（1524），四川新都籍状元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嘉靖年间因参与“议大礼”，触犯了嘉靖皇帝，被谪戍永昌卫（即保昌），在云南生活的30多年期间，他游历云南各地，曾在保山、蒙化、安宁、昆明、建水等地讲学、考察、结交朋友、研讨学术、留连名胜古迹。在安宁，他寓居并讲学于城东遥岑楼①，在临安“教授生徒，多所造就”②，在大理“郡人皆师之”③。云南各地士大夫、学者皆有所进益，其中尤以被称为“杨门七子”的杨士云、李元阳、张含、唐琦、王廷表、胡庭禄、吴懋与杨慎交情最深④。杨慎旅游时还非常喜欢题刻留念，云南许多地方至今都留有他的题刻遗迹：在安宁龙山岩壁上凿刻着“曹溪夜目”、“赤壁天成”等题字，安宁温泉有他题名的“天下第一汤”；太华山思过桥道上一碑是他书写的祠文，和张含在雾虹桥(古名兰津桥)偶遇，便作诗《兰津桥》刻于崖壁上，至今尚存。
晚明之际，云南为南明朝廷所占据，一大批旧臣学子流落入滇，云南一度成为文人精英荟萃之地。出身士大夫家庭的晋宁县人唐大来（即后来的“担当和尚”）先后到过苏州、南京、北京、临挑等地寻师访友，拜著名书画家董其昌、陈眉公等为师；回云南后，又结识了徐霞客，两人结成亲密的朋友，后成为了明末清初云南著名的诗人、画家和书法家。
当时还有一种形式的修学旅游，即学者的书院求学活动，是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思想影响下进行的。明中叶以后，市民文化勃兴，阳明学等新思潮崛起。由于朝廷的重视对书院的大力提倡，以及王阳明等人颇具影响的讲学活动，云南的书院由衰而盛发展起来，在嘉靖年间数量和规模都达到了历史的高点。当时云南有65个书院，有些以讲学为主的书院，平时没有固定的学生，只是到了讲学日期，读书人从各地汇集而来，听名师讲学。据《明儒学案》载，“四方从学者众，每晨班坐，次第请教，问至即答，无不圆中”，每逢讲会，四方聚集者经常数百上千。因为选址通常位于名山、秀林、依山傍水的宝地，附近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为学者们提供了绝佳的旅游环境。
2.明清时期云南的公务旅游。明清时期的公务旅游通常是官员利用调动、升迁、谪戍、述职、迎驾等机会，在路途中既游山玩水、陶冶情操，也可以考察民情、接触百姓，类似于现代普遍存在的“公务旅游”或“政务旅游”。但是，明清时期的公务旅游与现代的公务旅游相比有同有异，共同点是都会在公务活动中抽时间、找机会进行观光、游览活动；不同点是古人由于交通的不便，通常更侧重于路途中的“旅”，是“旅”中之“游”。现代社会的公务旅游通常是侧重于到达目的地后，在从事政务或公务活动之余，再附带或伴随“游”，是“旅”后之“游”。例如云南提学副使尹伸在赴姚安公务途中路过昆明时泛舟滇池，先后游览了太华山文殊岩、西山、“登高览胜，寰中佳山水——属其杖履，入其品题”［12］。《天下名山胜概记》作者何镗于1566年赴迤西督课，途经苍洱，便登苍山，沿途游览了龙尾关、龙泉书院、崇圣寺、天台寺、无为寺、观鹤寺，然后去了洱源、天生桥，并逗留了数日。浙江临海人王士性，先后在河南、山东、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山东、南京等地做官，“官辙几遍天下”［12］，在云南期间，曾泛舟昆明池，历太华诸峰，遍游九鼎山、点苍山、鸡足山等滇中名山。
3.明清时期云南的观光旅游。与现代人进行观光旅游的动机为审美和放松心情不同，明清时期的观光旅游多是处于逃避和归隐的动机，通常是不得志的“士人”，尤其以名士或弃官归隐之士为主体。在明朝中后期吏治腐败的政治环境下，这一特点更为突出，还有小部分的观光旅游者是一些无心科举、不入仕途的读书人，隐居山野，“相与酌酒赋诗”［13］。云南人李元阳在嘉靖年间（1526年）考中进士，青年时代在江苏江阴、湖北荆州做官。40岁时弃官回大理，寄情山水，常往来于大理、鸡足山等地，周边区域的山水、名胜、古迹几乎都游览过。他先后到过洱海、苍山、石宝山、石门山、鸡足山、清溪潭、花甸、九顶山等地多次，经常和他一起出游的友人有杨慎、赵雪屏、杨子寿、许玉林、杨林等人。由于他对周围景致非常熟悉，所以常为到大理来的友人导游。嘉靖九年，李元阳陪来访的杨慎游苍山洱海，他告诉杨慎“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必须东泛洱水，卧数溪峰，庶尽点苍之变耳”［13］。
4.明清时期云南的科考旅游。与现代科考旅游以团队行动为主有所不同，明清时期的科考旅游通常为个人行为。从古至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对诗歌文章的重视远胜于对自然科学的探求，但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盲从于重学理文章、轻实践考察的风气，投身于广袤的郊野山林探索科学发现，远赴异地进行走访、考察，当然其中也会伴随有一定的山川游览体验。在云南进行科考旅游的学者中，以兰茂、徐霞客最为著名。兰茂(1397-1476)是昆明市嵩明县人，为研究药物，除嵩明本地的“药灵山”外，从永乐丁酉年（1417年）至正德丙辰年（1436年）的二十年中跋山涉水亲赴西南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东至滇黔川边界，南达中老边境，西临中缅边界，北至金沙江两岸。他尝百草、辨药性、采标本、绘图形，虚心向乡亲父老请教，著成《滇南本草》一书，被誉为“滇中圣宝”。他因常年跋山涉水，采集药物，得以饱览云贵高原的大好风光，还写下了许多赞美山河自然之美和生活之美的诗篇，收集在其《芷庵吟稿》和《玄壶集》中。
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于崇祯十一年（1638）来到云南，先后到过富源、曲靖、富民、武定、元谋、大姚、宾川、鹤庆、丽江、剑川、大理、保山、腾冲等地，其间登上腾冲打鹰山，考察火山群，成为腾冲火山地理考察的先驱。他于1640年2月结束在云南的旅行，共历时22个月，其在云南境内的旅程较为艰难，多是徒步跋涉，间或乘船，绝少骑马。“持数尺铁作蹬道，无险不披；能霜露下宿，能忍数日饥，能逢食即饱，能与山魅野魅夜话，能袱被单夹耐寒暑”［14］，《徐霞客游记》中的《滇游日记》有13卷，20多万字，占整部游记的五分之二。
5.明清时期云南的宗教旅游。宗教旅游是以朝拜、寻仙、取经、求法、布道传教为目的的一种古老的旅游活动形式。云南各地广泛分布着寺院和道观，“天下名山僧占多”，宗教旅游资源大多选址于植被良好、景色秀丽，环境幽静的名山峡谷中。明清时期的云南有着非常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以大理白族为信仰主体的大乘佛教、以滇西南傣族为信仰主体的小乘佛教、以滇西北藏族为信仰主体的藏传佛教，清朝末年在滇西、滇西南等各民族中广泛传播的基督教、天主教，以及各个民族中形态各一、混合型的原始宗教、民间宗教。所以，自古以来宗教旅游不仅仅限于宗教人士，很多文人士大夫游览名山时往往不会错过寺院或道观，并和当地的出家人多有交往。那些久居深山的僧人、道士也乐于结交读书为官的人，一方面可以进行深入的信息和思想交流，另一方面也极有可能获得慷慨的资助。因此，僧人道士通常对文人士大夫的态度都非常热情，不厌其烦地充当导游，一如既往地安排食宿，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谈经论道、参透人性。由于双方都能彼此满足对方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宗教旅游资源颇具吸引力。明代时鸡足山有大小寺庙270余座，成为全国乃至东南亚都有较大影响的佛教圣地，使得云南的宗教旅游活动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推动和发展，以致徐霞客对云南鸡足山仰慕数年。云南之行时，他把中途去世的僧人静闻的骨盒带达鸡足山的大觉寺，然后在鸡足山前后呆了数月，其间走遍了鸡足山各寺，会晤僧师兰宗、弘辨、安仁、白云、良一、野愚、复吾、萃野等人，终于在此修成《鸡足山志》。著名思想家李卓吾分别于万历六年、八年两次登上鸡足山，在钵盂庵听经论法，留有《钵盂庵听经喜雨》、《念佛答问》、《二十分识》等诗文。
6.明清时期云南的商贸旅游。按照现代旅游活动和旅游者的定义，明清时期宝石贸易和茶叶贸易中的商人，应该是当时人数最多的旅游者了，商人的商贸旅游应该说是中国出现最早也是最普遍的旅游活动形式。我国出版的以南开大学为主流的旅游学基础教材也大多采用这一观点，认为最早的旅游最初实际上远不是消遣和度假活动，而是出于人们扩大贸易、扩大对其他地区的了解和接触的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实务活动［15］。明清时期的云南商贸旅游主要是以滇缅宝石商贸和茶马商贸为纽带进行的。
明代的云南宝石贸易昌盛、规模最大，1639年徐霞客到云南还描述了他在永昌城买琥珀、绿虫的情况。明初在昆明设有“缅字馆”，专门用来接待缅甸来使及缅甸商人，据《滇略》记载：云南商人从数千里以外的勐密、勐养等地把紫英、云母、水晶、绿玉、古喇锦、西洋布、孩儿茶等贩运至云南，销路非常好，“辐辏转贩，不胫而走四方”［16］。在清代云南对外贸易中，宝石贸易仍然占有重要地位，道光《永昌府志•物产》记载当时的商人为了购买宝石，“裹粮行数十日始至其处，购之甚难，货之亦甚贵、且远者”。明清时期马帮的茶叶贸易把云南同缅、越、老诸国联系了起来，并推动了马帮的发展，形成了大的著名商帮。鹤庆商帮、腾越商帮、喜洲商帮等对交通沿线的客栈、食馆、商店的繁荣等经济生活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自西汉时阿富汗市场出售来自四川的蜀布和筇竹杖，就有马帮跋涉于中缅印古道。
7.明清时期云南的节庆旅游。作为有特定主题的约定俗成的社会活动日，云南的节日多种多样，在这些节日中涉及旅游的节日也不少。明清时期的云南，节日文化习俗已从宗教迷信的笼罩中解脱出来，逐渐发展成为礼仪性、娱乐性的文化活动，清明春游踏青、重阳秋游登高等民间郊游的习俗也已经十分普遍。九九重阳节，走出户外登高是许多地方的传统习俗，而“大理之俗，以九日登崇圣寺楼塔，阖城士女以及缙绅尽携豆丁以往，列坐松荫入夜乃返”⑤。此外，大理洱海边七月二十四日有赛龙舟活动，吸引不少人远到而来参与观摩。《滇略•俗略》记载：七月二十四日西洱河滨有赛龙盛会，至日则百里之中，大小游艇成集，祷于洱海，神祠灯火星列，椒兰雾横，尸祝既毕，容舆波间，郡人无贵贱、贫富、老幼、男女，倾都出游⑥。
四、明清云南旅游状况特点及分析
1.旅游目的以功利性为主，但出现了向休闲性转变的端倪。明清时期云南的旅游由以事务目的为主逐步走向休闲娱乐为主的旅游，并最终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活动，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旅游发展的必然。早期旅游活动的主体多是由从事贸易的商人、办理公务的官员、传教布道的信徒组成，旅行中的内容是旅多游少，旅有余而游不足，后来渐渐地出现了游览比重越来越大的观光旅游活动。虽然明代前期在云南出现修学旅游、公务旅游、商贸旅游会不可避免地会伴随有观光游览行为，但休闲特征不明显，并且带有较浓的功利色彩。随着社会的发展，到清代，以游玩、休闲为主要目的旅游活动参与人数越来越多，如花卉旅游（游园赏花、看戏逛街），踏青春游、秋日登高等，逐渐成为云南大众旅游活动的主体，旅游活动只有走向大众，而不仅仅局限于少部分的精英、商人等人群时，旅游业才可能出现并开始繁荣。
2.旅游者主体分布于社会阶层的两端。明清时期以修学、公务、观光、商贸旅游为主，这些旅游类型下的旅游者，其主体构成以文人士大夫和商人为主。按照“士农工商”的排序，文人士大夫属于当时社会的精英阶层，而商人则属于当时社会的下等阶层，而占据人数比重最大的中间阶层大众无法进行远距离的空间移动，这是由明清时期云南所处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在经济繁荣的时期，普通民众的旅游活动会略微多些，如参与一些观光旅游、节庆旅游等，但总体上所占比重不大，究其原因与云南农业有关。云南农业一直以来较为落后，农业生产产值低下，使几乎所有的农业家庭都不可能有多余的储蓄来支付旅行的费用。农业靠天吃饭的特点使得多数民众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没有远距离外出的需求和长时间的闲暇，再加上我国传统的“重农轻商”的观念，到处走南闯北的商人虽然赚的钱多，却不如守土安家的农民的地位那么高，使商人这一群体在云南一直难以壮大，明清时期这种经济状态以及人们的传统观念从根本上制约了大众旅游的发展。
3.明清时期旅游的发展对云南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长期占据人们心灵的是以种植为本业的农耕经济和以血缘姻亲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根深蒂固，而云南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直被称为“家乡保”，世世代代不愿意离开云南这片故土而外出。巧合的是，外面的人也不容易进入云南，这种状况的形成与云南所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云南多山，交通不便，自古为边疆，蛮夷之地，与外界形成了天然的空间隔绝和心理距离。一方面，云南拥有众多高山大川，森林茂密，自然地理环境较差，瘴疠、毒物、险途经常会导致游人伤亡；另一方面，由于云南历史上开发较晚，文化相对落后，生活条件差于中原诸省，加上统治者长期所持地域歧视观念的盛行，云南留给朝廷各级官员和广大民众的印象便是神秘、贫瘠和疾病，人们普遍视云南为苦域。因此，云南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是朝廷充军、流放罪犯与贬谪官员的地方。由于中央王朝对云南发展投入的财力少之又少，在云南本身基础薄弱、农业经济自然条件较差的情况下，文化发展当然也难与内地匹敌，形成长期以来在文化、教育方面与中原内地形成巨大的差距。再加上古代交通工具的简陋、交通道路的艰险等因素，造成了云南长期以来的闭塞和落后，这种由自然条件带来进而发展为文化上的闭锁状况，进一步限制了云南的经济发展。然而，旅游无疑是刺破闭锁的一把利剑，明清时期的旅游首度推开了云南的大门，带来了文化的迁移、交流、扩散、移置和融合，加强了云南同中原内地、同国外邻邦的交流，促进了民族间的了解和理解，原有的本土地域文化随着旅游者的脚步和视线开始规模化地流传出外，异域文化也伴着他们的脚步走了进来，在加快云南边疆地区文化整合的同时，也促进了云南特有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注释：
① 《安宁州志》.
② 《滇南见闻录》.
③ 康熙《大理府志》卷《风俗》.
④ 天启《滇志》卷13《官师志•流寓》，万历《云南通志》卷10《官师志》.
⑤ 谢肇淛《滇略•俗略》卷四.
⑥ 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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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江）